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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福柯&阿尔都塞:卢梭、革命与18世纪的文明观念

ARCHIVES / RADIO 1961

18世纪文明观念的总结


阿尔都塞、卡泽纳夫、居斯多夫和福柯参与的辩论

栏目名称:《西方的光谱分析》(Analyse spectrale de l’Occident)

1961 年11 月11 日在法国国家广播电台三台播出


文献来源:《福柯:广播电台访谈1961-1983 I》,[法] 米歇尔·福柯 著, [法] 亨利-保罗·弗吕绍 编订 , 董树宝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贝贝特出品, 2026年,第49页-第76页。


01 / DIALOGUE

技术、进步与人类命运


路易·阿尔都塞:也许最好先试着界定文明概念的积极内容,也就是说,在第一步中,不是试着从它的各种反映中,或相反,从人们将拿来与它相对立的各个概念中去寻找其意义,而是从概念本身中去寻找其意义。然而,有必要指出,18 世纪的思想,从《百科全书》出版开始,并越来越清晰地直到18 世纪末,被卷入了一场极其深刻的、人们可以用以下方式来概括的运动之中:人类在一段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自身,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正如后来的思想家们(不过他们将很好地概括启蒙时代的思想)所说的,文明是人类的命运。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文明?当然,人们可以将技术成果、工业成果、物质成果的文明与精神成果的文明对立起来,但我认为,18 世纪启蒙思想的特性反而在于将它们置于它们的连续性中来考量。

皮埃尔·西普里奥:不过,毕竟还有[启蒙思想家们]也常常引入的这种区分,是在他们感到自己的世纪在精神成果方面停滞不前的意义上。例如,达朗贝尔(d’Alembert)在他的纲领性序言[1] 中就指出,诗歌停滞不前,相反,实验成果、实验技术、工业,所有这些都在进步。

路易·阿尔都塞:是的,但这种区分本身具有一种指示意义:例如在达朗贝尔的作品中— 人们在狄德罗的作品中也会找到这一点— 人们察觉到某种极其深刻的信念,即推动历史的东西,也就是说处于人类发展起源的东西,因此人类将要达到其归宿所经由的东西,与其说是纯文学(belles-lettres),不如说是科学与技艺(arts)在技术层面的实际转变。

而且,让我们在18 世纪的意义上理解「技艺」(arts),它不是指美术(beaux-arts),而是指技术,即转化为技术应用的科学发现。例如,《百科全书》用一整个词条专门讨论的织袜机(machine à fabriquer des bas),这种织袜机就被视为一种技艺[2]。我认为,人们在若干作者的作品中— 当然卢梭除外,他是另一种情况— 就纯文学与文明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或彼此不相称所找到的保留意见,不应该误导我们。

乔治·居斯多夫:18 世纪是工业革命拉开帷幕的世纪。从此以后,人类的大地上就有了一种更大的人类效能。这一整场运动,始于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普罗米修斯神话,随后经过培根(Bacon)提出的体系,并伴随着笛卡尔关于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的观念,所有这一切确确实实地在18 世纪导致了工业革命的启动。人类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事物改造者的新力量,而且确实是一个新世界出现了。

皮埃尔·西普里奥:但是,您不也认为,这个人—就这样居于整个科学成果的顶端—仍然是一个被贬低、被削弱的人吗?因为这仍然是令人不安的……

乔治·居斯多夫:他感到了良心不安。

皮埃尔·西普里奥:……能够这样从天狼星的视角漫步[3],确切地知道行星上发生着什么,并意识到人归根到底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正如布封或拉马克(Lamarck)向他们所有读者说的那样。天文学彻底改变了世界观,而且人是一个迷失在宇宙中的存在,而这个宇宙显然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宇宙,但几乎没给人留有位置。

乔治·居斯多夫:但恰恰如此,人迷失了方向,并失去了和谐。他恰恰在自己变得更加强大的同时迷失了。而且我认为,米歇尔·福柯,他刚刚写了一本关于18 世纪疯癫观念出现的非常有趣的书[4],或许可就这个问题为我们指点迷津。

米歇尔·福柯:在我看来,文明观念—你们有充分理由将它与自然观念联系起来—同样也与反自然(contre-nature)观念相联系,而古老的反物理(antiphysis)观念—人们在中世纪末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找到它—在18 世纪重新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活力。因此,我认为,这种反自然观念实际上是在一种消极的意义上得到发展,例如在医生们的作品中,他们第一次表明,整个疾病系统并不是一个自然的集合,而是一个与社会和人的历史本身相联系的集合。这便是关于批判的方面。然后,还有了一整场颂扬反自然的运动,它最终导向了萨德(Sade)。

皮埃尔·西普里奥:那么,还有狄德罗在充当不幸者的辩护者时能够谈到过的所有社会不公,例如生活在哈尔茨(Harz)矿区的那些;他举了这样一些女人的例子,她们到了五十岁时就先后嫁给过十二个不同的男人,因为男人们在二十五岁、三十岁时就死在这些地牢般的矿井里了,他由此指出这是文明的一个消极方面[5]。我认为,同样也应该考虑到这个方面。

让·卡泽纳夫:我恰恰认为,不应该仅仅强调纯文学领域或文明的技术方面。对于像伏尔泰这样的人来说,还有对狄德罗来说,文明中最重要的东西,特别对伏尔泰来说是宽容,对狄德罗来说则是文明向着我们自己所理解的那种意义演变,也就是说,例如,政治体制的演变。因此,纯文学,还有物质文化,也许都退居次要地位。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明概念才有点折回到西普里奥刚才提到的那一点:也就是说,恰恰是在我们所谓的文明中那些被教化、变得文雅的部分(ce qu’il y a de policé)。

皮埃尔·西普里奥: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极难把握的概念,因为人们觉得,在文明观念中,这个世纪的所有成果都被收拢、汇聚、凝结在了一起,这个世纪—正如路易·阿尔都塞刚才所说的—再次持有一种观念,即存在物自发且规律地发展,并导向文明生活的顶点。

让·卡泽纳夫:尽管,例如伏尔泰就反对这种处于发展中的连续性观念;伏尔泰反而是一位多元论者(pluraliste)。

路易·阿尔都塞:在伏尔泰眼里,确保人类历史统一的,是非连续性中的连续性,因为对伏尔泰来说,非连续性就是蒙昧世纪与启蒙世纪的交替。因此,对伏尔泰来说,正是启蒙与蒙昧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本质;而且很显然,他期待人类历史能证明启蒙的胜利,即理性的统治、自由的统治。

皮埃尔·西普里奥:只不过带着这个背景:一个启蒙的世纪要比一个野蛮(barbarie)的世纪脆弱得多,而且最终总是野蛮有理,野蛮随后显然却转而皈依启蒙,但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很多年。

让·卡泽纳夫:这不是连续的进步。这与其说是连续性的观念,不如说是进步的观念。


02 / DIALOGUE

政治、教育与历史


乔治·居斯多夫:也不应在文明观念中忘记公民(civil)的概念:存在一种公民秩序,因此,文明可以通过法律成为人类的成果。[因此],文明观念具有直接的政治应用。早从16 世纪开始,伴随着自然法学说,整个政治思想都是在组织社会的可能性这一视角下发展起来的。从此,从18 世纪开始,人的幸福取决于法律所规定的公民结构(structures civiles)。存在着人类法则,正如以前存在着自然法则一样,而且这些人类法则必须由立法者来阐释。

让·卡泽纳夫: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禁要问:文明这个概念是否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然后才是别的东西。

路易·阿尔都塞:关于这一点,我想提出这个定义:如果确实如居斯多夫十分准确地指出的那样,文明概念暗示着礼仪(civilité),或者暗示着16 世纪或17 世纪人们所谓的「治理」(la politie)或「治安」(la police)—即一切涉及人在社会中、在城邦中生活的事情—那么使18 世纪与此前几个世纪区别开来的,就是它实际上试图在文明概念下对若干概念、要素或灵感进行一种综合,这些概念、要素或灵感在此之前要么彼此分歧,要么彼此完全不相干。

尤其是在我看来,文明概念在18 世纪试图对几个方面进行综合:一方面是政治理想,另一方面是整个从技术层面来考量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即人对自然的改造—各种技艺的发现、农业技术的发现、工业技术的发现等—最后,在这些形式下(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它的化身)则是人类智力发展的历史,这一历史必须在启蒙的统治中获得成功并达到高峰,而18 世纪自视为这一统治的代表。

我认为,文明概念企图在18 世纪统一这些以前彼此互不相干的不同概念。正是围绕着这种统一的尝试,18 世纪的那些有才智者才会产生分歧。尤其是,卢梭不会认为启蒙的发展—在技艺、科学与技艺或理智认识的意义上被理解的启蒙—等同于政治意义上的文明发展;卢梭会认为,个体的发展[即德国人所说的「教化」(Bildung),也就是智力的习得、科学发现、艺术发现等等]与人种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

皮埃尔·西普里奥:难道您不认为,对卢梭来说尤其重要的— 这是康德实际上所看透的— 就是,在这些以上流社会(bonne société,即文明社会)的名义发言的哲学家所撰写的浩繁著作中,卢梭其实是唯一一个以人民的名义表达思想的人,而且是以一个一无所知且未参与文明的人民的名义来表达思想。

乔治·居斯多夫:卢梭是以人民的名义表达思想吗?

皮埃尔·西普里奥:这是康德在阐释卢梭的整体启示时所说的。

乔治·居斯多夫:我完全不确定卢梭是平民阶级(classes populaires)的代表。

皮埃尔·西普里奥:无论如何,他都具有一个极其反哲学的方面,例如,这可在《第三次漫步》[6] 中表达出来,他在其中指责哲学家们拥有一种对外的、对于他们的小圈子和他们的小团体而言的道德,而对他们自己则奉行着一种极度犬儒主义的道德,通过奉承权力、服务于他们面对的暴政等,并沦为既定秩序的帮凶。

乔治·居斯多夫:是的,但攻击哲学家的,永远是哲学家!如果不是哲学家,还会有谁去攻击哲学家呢?反哲学的卢梭,恰恰是作为哲学家的卢梭。在我看来,回到文明观念上,这在18 世纪本质上是一个教育学性质的概念。刚才文明一词的不同含义、阿尔都塞提到的不同意图,都重新汇聚在一种教育学理想之中,也就是说,重新汇聚在某种赋予人类现实以秩序的意志之中。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必须指出,与这种在18 世纪出现的文明观念紧密相连的,正是人文科学(sciences humaines)的来临。正是18 世纪见证了人文科学的诞生,因为它们恰好是对文明的清点。

皮埃尔·西普里奥:此外,我们重新回到了我们在一开始提出的那种观念,即文明人首先是城市人。众所周知,这些关于社会的技术,即最初的人口统计尝试,恰恰是在英国、在那些有大型城市聚集的国家开展的。而且,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城市的发展融为一体。

乔治·居斯多夫:于是,到了18 世纪,这些社会科学变成了教学对象。这里必须指出德国大学的作用,哈勒大学(Université de Halle)从17 世纪末就是由法国逃亡者创办的,尤其是哥廷根大学(Université de Göttingen),它在启蒙时代的欧洲是一所具有先导作用的大学;在这所哥廷根大学里,有人教授新兴的社会科学,教授历史,而历史在法国还尚未被正式教授。在我看来,这里出现了一种有关文化的思想、一种有关文化的哲学,这是某种新事物,因为人们在此之前还奉行着一种自然哲学。现在,文化本身,即文明,变成了科学的对象和哲学的对象。

皮埃尔·西普里奥:只不过那时,就有了两种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一种定义将文化置于一种自发的发展之中;而从康德开始,情况则相反,人们以一种通过自由实现挣脱的可能性获得人类对其文化拥有持续的主动性,由此就有了各种各样能够产生的断裂、脱节和对立。我觉得,人们随着康德的出现而在一般的历史构想中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割裂。


03 / DIALOGUE

文明如何成为历史概念


米歇尔·福柯:我恰恰认为,尽管「文明」这个术语—我认为— 在18 世纪出现得相当晚,出现在卢梭与康德之间,出现在这四十年期间,但是文明概念本身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说到底,人们是从一种纯粹道德的内容出发的:文明人以二分法的方式,要么与野蛮人(barbare)相对立,要么与耕种者(laboureur)相对立,要么与未开化之人(sauvage)相对立,正是在这种道德划分的视角下,文明才……

皮埃尔·西普里奥:对您来说,「城市人/ 未开化之人」「城市人/ 耕种者」之间的这种对立,不是同一回事吗?

米歇尔·福柯:不,我恰恰认为,文明概念的复杂性从一开始就被给予了,如果人们比较以下术语:例如,野蛮人(中世纪被视为野蛮的世纪)、未开化之人(美洲人是未开化之人)与耕种者(即农民,乡下人),他们同样也都与文明人相对立。不过总之,无论如何,所有这些不同的概念都是二分法的概念,在文明人与非文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划分。

皮埃尔·西普里奥:让一切变得复杂的是,其实在18 世纪,各个社会阶级彼此之间极度隔膜,城市人将耕种者视为一种牧羊人,而耕种者反过来将压榨他的贵族视为一个可怕的暴君。

路易·阿尔都塞:在卢梭的作品中,人们反而得到了对农民或工匠有着非常精确认识的例子。

皮埃尔·西普里奥:但雷斯蒂夫·德·拉布勒托纳(Restif de La Bretonne)也相当出色地谈论过乡村。此外,这呼应了我们刚才就上述事实所说的,即卢梭终究还是打破了文明观念最初被建立时所依赖的那些道德框架。

米歇尔·福柯:于是,随后文明观念变成了一个历史概念,不过这是相当晚近发生的事情了。而且,在我看来,关于文明概念所作的第一个严谨的历史性表述,人们可在康德的著作中找到。

皮埃尔·西普里奥:但您不认为,这个文明概念在历史乌托邦[乌托邦或乌托纪年(uchronie)]的范畴中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历史内容吗?问题在于走向人类的黄金时代,要么是通过孔多塞(Condorcet)所认为不可避免的、不可逆转的改善,使得社会日益理性化,要么通过乌托纪年,接近这些人类社会的发源地、真正中心;这就是卢梭的观点,这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的观点。

路易·阿尔都塞:显然,无论是文明的辩护还是批判—孔多塞一方的观点与卢梭另一方的观点— 都假定了某个对象、某种经验、某种意识觉醒,后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潜伏状态,但人们并不能不将其定性为历史性的。可以肯定的是,18 世纪之所以发明这个概念,并用它替代那些先前的概念,例如治安(police)概念,是因为那些先前的概念无法解释其直觉和深层经验。这个新概念恰恰适应了这一功能,无论是从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这都是一种历史功能。

皮埃尔·西普里奥:在18 世纪三四十年代左右,当伏尔泰写《世俗者》(Le Mondain)[7] 时,仍然构成18 世纪特征的,是一种对当下的强烈在场意识:地上乐园就在我所在之处;而且人们摒弃了那个必定留有发黑且有些肮脏指甲的亚当。相反,人们觉得,从该世纪下半叶开始,「之前」和「之后」都比人们生活的时代更值得关注。对卢梭来说,文明存在,但它存在于先前的状态中。

让·卡泽纳夫:不仅是「之前」和「之后」,还有那种遥远的事物。而且我认为,这种启示— 不仅是在18 世纪,因为它在此之前就已开始— 在18 世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是人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那些我们今天称为原始人(primitifs)而在当时被称为未开化之人的种群。

皮埃尔·西普里奥:民族志学者(ethnographes)在跟我们谈论原始文明时能够给我们提供文明观念的定义,那么您认为人们能在卢梭的作品中找到与之相同的文明观念的定义吗?

让·卡泽纳夫:在某种程度上,是的,因为毕竟在卢梭的作品中,文明本质上与未开化状态(sauvagerie)相对立,因为对他而言,恰恰有一种定义该概念的反题。但与此同时,当他向我们指出自然状态本身并不与文明相对立时,他因此将我们今天所谓的文明说成某个阶段(例如列维- 斯特劳斯将其比作新石器时代,也就是说将其比作人们在美洲未开化之人那里找到的东西),他从中发现了某种东西,它对他来说是另一种类型的文明,而且最终他也许会更喜欢它,而不是当前的文明。因此,文明概念首先与未开化状态的概念相对立,并且通过卢梭的反思,它最终实现了扩展,以至于能够涵盖不同类型的文明。

乔治·居斯多夫:但是卢梭没有在《社会契约论》[8] 中创造他自己的原始人吗?难道他没有在《社会契约论》中用他个人编造的原始人向我们展示,一个量身定制的原始人如何借助社会契约这一法律虚构来创造文明吗?这里有一种借助于契约从原始人向文明的过渡。

路易·阿尔都塞:我认为,这就卢梭而言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如果有人读卢梭的第二篇论文[9](《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就会意识到社会契约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中很晚才出现的事件,该事件恰恰是从一系列事件迫使人们共同生活、迫使人们已经为自己创造了若干社会关系(这些还不是法律关系,而是前法律关系)的那一刻开始介入的。因此,卢梭笔下的那些缔结社会契约的人绝对不是未开化之人,他们绝对不是自然人,不是处于第一自然状态的人,他们是身后有着一段极其漫长历史的人。

皮埃尔·西普里奥:您不认为您提出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吗?因为跨越未开化之人与文明人之间的鸿沟总是极其困难的,而且那种完全未开化的人,即不懂得如何煮熟食物、不懂得如何用火、不会说话的未开化之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显然应该让我们见证语言的诞生、火的诞生,以及各种各样的事情,甚至连当下最发达的人类学、民族志学和考古学都不能向我们证明它们。

路易·阿尔都塞:是的,但那是另一回事。卢梭恰恰想要让我们见证这一发生过程,也就是说他想要让我们见证这些不同阶段的过渡。对卢梭来说,有一个人们不知道用火的人类时代,他们靠采集为生。

让·卡泽纳夫:这就是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致是新石器时代对应着卢梭心目中的文明巅峰。这幅图景大概是由旅行者们从美洲带回来的报道所启发的,这些报道所描述的并不对应着人类完全原始的状态,而恰恰对应着卢梭所谓的文明第一阶段。

路易·阿尔都塞:他此外所谓的「世界的青年时代」[10],最幸福的状态。

让·卡泽纳夫:因此,对卢梭来说,未开化之人不是尼安德特人,而是这样一种人,例如美洲印第安人,他恰好对应着在卢梭眼中也许构成了文明中所存在的最好东西的那个阶段。

路易·阿尔都塞:正是如此,这是卢梭说群居性(sociabilité)在其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状态,但还不是一种社会状态,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法律在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状态;其中没有法律,还没有法律社会或政治社会,但人们通过邻里关系、通过习俗彼此联系,他甚至说,通过他所谓的「民族」(nations),即通过语言彼此联系,语言将一系列相对自主的人类聚集统一在一种自然背景之上,而这种自然背景恰好使他们能够没有冲突地维持生存。


04 / DIALOGUE

知识、乌托邦与人的联合


乔治·居斯多夫:我认为,在这整场讨论中,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很清楚地认识到,对于卢梭以及其他人来说,人类从此以后就处于历史之中,而且必须制定一种历史演变的图式。这是18 世纪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从此以后,历史的维度就是人类的维度本身。卢梭有他关于人类在地球上演变的图式,这是一种历史图式;而且这正是文明观念的伟大成果之一。那么,这是关于过去的历史。但我想说,文明对18 世纪来说也是关于未来的历史。

在这一点上,我们就陷入了乌托邦领域,但这是一种属于人类的乌托邦。例如,我想简单指出这个计划,它是一个培根式(baconien)的计划,因此可回溯到17 世纪初,即《新大西岛》(La Nouvelle Atlantide)[11] 的计划。你们都知道有一个培根所虚构的乌托邦,它非常准确地说就是一个科学研究中心的计划,具有各种各样的实验室,其中在地下、在海上、在空中将有大批学者聚集在所罗门之宫(Maison de Salomon)。他们利用培根所界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章程来开展研究,以改善人类的境况。

在我看来,《新大西岛》这个计划—可追溯至培根的晚年—对18 世纪来说意义非凡,因为这个计划将被莱布尼茨(Leibniz)这位伟大思想者所继承,他将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科学院的建立和百科全书的编纂。这里有18 世纪文化的主导意图之一:人类对地球进行理性占有的这种观念。有一种关于可能之物的文化,相互的共识、学者的协作、技术的进步将能通过共同劳动来实现这种文化。这种关于未来的历史,即科学院计划、收藏馆计划、百科全书计划,是18 世纪的主导维度之一,而且我认为,这也是这种文明观念中最富有成果的方面之一。

皮埃尔·西普里奥:此外,我们将在孔多塞的作品、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12] 中看到对18 世纪这整场活动的总结被表达出来,其结果就是这样一个观念:人类总是在进步中,这个进步是不可逆转的、不可撤销的,而且这个进步是通过理性化来进行的,由于人身上最好的部分是理性;理性已被18 世纪的科学发现、技术发现和社会发现所唤醒;人类现在将突然跨越他以前从未能跨越的阶段。

路易·阿尔都塞:我回到乌托邦这个词上。我认为,在居斯多夫刚才所说的话中,有一个重要部分恰恰不是乌托邦的,即这项研究计划,18 世纪发展了它,而且《百科全书》就是这项有关智力研究、知识获得的研究计划的证明本身。我认为,具有乌托邦性质并因此是18 世纪极具典型特征的,是启蒙运动的主导观念之一,即恰恰是这样一个观念:通过这种智力发展,通过这种对真理的占有,通过这种对真理的逐步获取,所有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我认为,这正是18 世纪文明概念特有的乌托邦,而且尤其是这个观念激励了18 世纪所有的政治改革者,除了少数几个在立场上极其独特、被孤立的人之外,恰恰就像卢梭一样。

让·卡泽纳夫:此外还有伏尔泰,他也不赞同这种乐观主义。

路易·阿尔都塞:是的,但他不赞同是出于一些稍有不同的理由。

乔治·居斯多夫:阿尔都塞,这是一种乌托邦吗?您告诉我们,在政治思想家的这场运动中,严格地说,这涉及一种乌托邦。您无疑想到的是像爱尔维修这样的人,他设想通过完全服务于理性的教育和教学法的全能力量来进行社会的理性改革。

这也许是一种乌托邦,但在我看来,百科全书运动、爱尔维修和孔多塞思想的自然延续正是观念学派(Idéologues)的确立。不过,在我看来,这个伟大的法国观念学派,恰恰就是您刚才所谓的乌托邦的加冕与完成,因为这些观念学者— 我们在这些节目过程中无疑还会再谈到他们— 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智囊团」。

这也许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也许是法国历史上的唯一一次),知识分子曾在某个时刻是促进一种立法的主导者,这种立法是一种服务于理性的立法。就在那一刻,乌托邦变成了现实。而且,我认为,如果人们考察国民公会(Convention)的立法工作,尤其是在国民教育领域,人们就会发觉,乌托邦在某一个时刻曾经是真理。但请原谅:我这里也许超出了这期节目的历史框架。

皮埃尔·西普里奥:不,我认为我们况且正在触及一个对文明概念至关重要、我们还尚未阐明的问题,也就是说,对18 世纪的这些文明人而言,根本上有这样一个观念:首先,探讨社会比探讨具体的个人更容易;另一方面,降临在人类身上的大多数厄运,都来自其孤立状态,而且在人类通过彼此提供服务、劳动分工、社会组织的更高技术性来互相帮助过上集体生活的那一天,人们将很容易找到乐观主义。说到底,乐观主义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

乔治·居斯多夫:我想到了两个名字,它们在我的思维中以一种也许有些奇特的方式联系在了一起:18 世纪初的莱布尼茨和将近18 世纪末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莱布尼茨在多大程度上是这个聚集起来的人类共同体的先知?这个共同体将是学者的共同体,也将是信仰者的共同体。

皮埃尔·西普里奥:并且将由于孔多塞变成公民的共同体。

乔治·居斯多夫:正是如此。因此,在莱布尼茨那里有一种关于这种人类统一的先知式远见。此外,这不仅仅是一种先知式远见;应该说莱布尼茨奉献了他的一生— 因为这是他毕生的事业— 去推动人类统一,而莱布尼茨确实在这个世纪初通过界定一种智力劳动分工做到了这一点,而这个世纪将在末期见证亚当·斯密对工业劳动分工的界定。

皮埃尔·西普里奥:那么,人们可能会说这并不是一个非常新颖的观念,因为整个宗教改革(Réforme)都建立在这种专业化观念之上,即使在智力工作中亦是如此。

乔治·居斯多夫:但重要的是,从智力层面的分工向技术层面分工的这种过渡,恰恰让人想到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或数学科学的这种统一,它是某种新事物,并且介入对这一文明概念的构思。


05 / DIALOGUE

普遍理性与革命的断裂


路易·阿尔都塞:这又有一个人们可以用来把握是什么将卢梭与百科全书派、与启蒙哲学家对立起来的主题。因为刚才展开论述的、在18 世纪智力研究层面富有成果的那个主题— 即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isme),一个由数学家、物理学家等有才智者组成的社会团体的世界主义— 政治层面上的这种世界主义,也是启蒙哲学的主题之一。

也就是说,对启蒙时代的观念学者来说,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必须在一种人类融洽(communion humaine)、一种普遍的人类社会中达到顶峰,在这个社会中,为所有人所共有的普遍理性将会统治所有人。不过,这恰恰是卢梭最猛烈反对的主题之一。卢梭是反世界主义的:跨越民族生存的这一阶段、越过各民族是不可能的,而且人类历史是在某些现存的现实框架内形成的,不考虑这些现实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他反对世界主义的观念学,就像他反对一种本义上是乌托邦的观念学一样。

皮埃尔·西普里奥:不过,仍然有一个观念使他在某种程度上与哲学家们等同起来,即某个也必须强调的观念,那就是体系(système)的观念:所有这些人都曾觉得人们发现了足够多的事物,人们收集了足够多的文献和科学成果;必须把这一切组织起来,以达到一种理想的文明状态。

归根到底,哲学当时苦于缺乏听众,苦于缺乏组织,这首先是他们所寻求的。他们在世界主义层面上,在孔多塞或狄德罗这样的有才智者的著作中寻求这一点。相反,卢梭是在一个狭窄得多的层面上寻求这一点,他努力将人安置在一个环境(milieu)中,安置在一个与其尺度相称、与其规模相宜的环境(environnement)中。

让·卡泽纳夫:但您不认为,实际上卢梭对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这种反对,也许并不源于那种在几乎所有18 世纪哲学家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e)与卢梭的感伤主义(sentimentalisme)之间的更简单、更一般的对立吗?卢梭也许是那个时代极少数不赞同理性主义哲学的人之一。

皮埃尔·西普里奥:难道您不认为,仍然有三个词在所有的哲学论著中都被标示出来,那就是理性、美德与幸福?而且人们至少在卢梭的著作中经常找到这种同样的组合。

让·卡泽纳夫:是的,但对他来说,重要的并不只有这些。

路易·阿尔都塞:显然我将不会赞同卡泽纳夫所表达的观点:我并不认为卢梭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我认为卢梭是一个深刻的理性主义者。

让·卡泽纳夫:不纯粹!

路易·阿尔都塞:但也就是说,他不像他所反对的那些理性主义者那样是理性主义的。

让·卡泽纳夫:随您怎么说吧。

路易·阿尔都塞:我认为,卢梭根本不是浪漫主义传统想要描绘的那种哲学家,即一个感情(sentiment)哲学家。我认为,感情范畴在卢梭的著作中具有极其精确的理性内容,但这种理性内容恰恰将这一概念与启蒙哲学家所使用且被卢梭所批判的那些概念区分开来。

皮埃尔·西普里奥:对他来说,这就是人性。

路易·阿尔都塞:尤其是有这样一个观念:在启蒙哲学家是理性主义者的意义上,感情与理性在卢梭眼中并不存在同一性。

让·卡泽纳夫:但也许恰恰是因为他认为感情不可还原为理性。

路易·阿尔都塞:说实话,他所思考的,我认为他深刻思考的,就是感情,即人的现实或人类历史的现实,不可还原为百科全书派所提出的图式。

乔治·居斯多夫:是的,不过卢梭终究还是孤身一人,而且不应在这个18 世纪给予他过分夸大的地位:在有才智者的城邦里,他们很多人都围绕在卢梭周围……

皮埃尔·西普里奥:他仍然很重要,因为正是这个脾气糟糕的人,这个未开化之人,才使得这个文明概念突然爆裂并迸发而出。

路易·阿尔都塞:他并不那么孤独:马布利(Mably)[13] 就是卢梭主义者,他为整个传统所追随,而且整个法国大革命都将歌颂卢梭的功绩。

乔治·居斯多夫:我们可别忘了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在国民公会最辉煌的时刻发表过一篇反对百科全书派的著名演说[14];罗伯斯庇尔奋起抨击那些所谓的革命者,他们总是混迹在国王的候见厅里,以当廷臣为业。显然,罗伯斯庇尔站在卢梭一边,他并没站在伏尔泰一边。

路易·阿尔都塞:这有点儿像我在说观念学派能够对业已完成的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提出若干改革时想要指出的,但发动法国大革命的并不是他们。

乔治·居斯多夫:您记得黑格尔那句评论法国大革命的「那是一道壮丽的曙光。」[15] 这是理性的曙光,是人类理性成为自身命运主宰的曙光。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欧洲,在18 世纪的整个欧洲,无论是在柯尼斯堡(Königsberg)的康德教授家中,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美洲,法国大革命到处都被作为一个解放性的事件来欢呼。

路易·阿尔都塞:这一点,我不想去反驳;不过,我认为还必须承认一件事:从人们并不是自己引起的事件中辨认出一场人们先前所开启运动的真理,是非常容易的。仍然有必要指出,歌德(欢呼瓦尔密战役的胜利),或康德(颂扬法国大革命的普遍美德),或黑格尔,他们丝毫都没有参与这场革命。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可以说法国大革命在欧洲的观念学派中激起了普遍的热情。它反而惹起了极其猛烈的反应。

乔治·居斯多夫:对,恐怖统治时期(La Terreur)是这样,但法国大革命时期,我并不认为如此。必须注意:不应该把启蒙运动(Aufklärung)的哲学家与法国大革命的观念学派混为一谈;这是不同的时代。当我谈观念学派时,我谈的是那个从1793—1794 年开始确立和亮相的学派;当我谈观念学派时,我谈的不是伏尔泰或百科全书派团队。严格来说,观念学派是百科全书派的精神继承者和延续者,但他们并不属于百科全书派团队,他们是继百科全书派团队之后兴起的新浪潮。

米歇尔·福柯:我认为,1780—1793 年时期的革命者是用18 世纪哲学的术语来反思法国大革命;他们在他们正在进行的法国大革命中认出了18 世纪的哲学。这是一个事实。接着就发生了您所谓的新浪潮,即热月政变(Thermidor)和督政府(Directoire)时期的观念学派,他们重新运用了这同一套18 世纪哲学—除了一些修改之外—恰恰是为了批判恐怖统治时期。他们用同一套哲学—曾为国民公会时期的革命行动提供辩护—来简化先前的革命行动。

皮埃尔·西普里奥:让我们从这一切中记住这一观念:这套在法国大革命前曾经发挥作用、随后被幸存的观念学派所复兴的哲学,首先是一种想要确立明晰性、喜欢体系的哲学,同样也是一种关注实践应用的哲学。显然,在整个启蒙运动与革命意志之间有一种必须被作出的重大对立:根据这场运动,社会按照自然的总体目的性发展,并像自然一样缓慢地且在人类意志之外进行演变。

随后,人们将看到康德的全部著作恰恰起来抨击这场启蒙运动,因为它并不考虑法国大革命可能在观念进程中引入的这种断裂。但是,让我们从这一切中保留这一观念:文明概念在18 世纪也概括了科学成果、将人类联合起来的意志,以及人与人之间培养社会本能并将他们变成公民的意志。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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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 Le Rond d’Alembert, « Discours préliminaire », dans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t. I, 1751, pp. I-XLIV.

2.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article « Bas », t. II, 1751, pp. 98-113.

3.此处系一个文学典故,源自伏尔泰的哲理小说《微型巨人》(Micromégas),意味着一种俯视地球的宏大宇宙视角。—译注

4.M. Foucault, Folie et déraison. 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 op. cit.

5.D. Diderot, Réfutation suivie de l’ouvrage d’Helvétius intitulé L’Homme, op. cit., p. 902.

6.J.-J. Rousseau, Les Rê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 Troisième promenade, dans Œuvres complètes, t. I, Gallimard, «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 1981, p. 1016.

7.Voltaire, Le Mondain, dans Œuvres complètes, t. X, Garnier, 1877, pp. 83-88.

8.J.-J. Rousseau, Du contrat social, dans Œuvres complètes, t. III, Gallimard, «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 1964, pp. 279-470.

9.J.-J. Rousseau, 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dans Œuvres complètes, t. III, op. cit., pp. 110-194.

10.Ibid.

11.F. Bacon, La Nouvelle Atlantide, trad. fr. M. Le Dœuff et M. Llasera, Payot, 1983.

12.N. de Condorcet, Esquisse d’un tableau historique des progrès de l’esprit humain, Vrin, 1970.

13.加布里埃尔·博诺·德·马布利(Gabriel Bonnot de Mably,1709—1785),孔狄亚克的哥哥。他反对君主专制,主张起义权;作为平等主义的支持者,他是限制土地所有权的支持者。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参与者产生了重大影响。

14.这是指1794 年5 月7 日的演说。

15.G. W. F. Hegel, Leçons sur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trad. fr. J. Gibelin, Vrin, 1987, p. 340.


往期回顾
纪念|福柯:没有起义,就没有社会
译文|福柯:掌权阶级切断了民众违法活动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