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经济自由如何奠定国家正当性|政治主权|经济共识|社会主义治理术
「全文约6400字」

内容摘要:本讲以「国家恐惧症」为入口,但福柯并不直接讨论国家是否扩张过度,而是先说明为什么要避开「国家理论」。国家并非具有固定本质、能够从自身推出各种制度实践的普遍物,而是多种治理术持续发生国家化的可变结果。因此,国家问题必须从治理实践的外部关系中研究。德国新自由主义成为这一方法的检验场。1948年的德国缺少可直接继承的历史权利与法律正当性,经济自由因而获得一种新的政治功能:它不只是国家需要保护的空间,还被福柯重构为生成国家正当性、政治主权和持续共识的机制。经济增长进一步成为国家自我肯定及处理中断历史的政治符号。基民盟、工会与社会民主党先后进入这一经济—政治共识,由此引出本讲最后的论题:社会主义拥有历史、经济和行政方面的合理性,却缺少一种自主的治理合理性,只能嫁接到既有治理术上运转。
史料札记:贝伦森关于国家与原子弹的言论被福柯当作20世纪「国家恐惧症」的症候,而非国家性质的证据。核心材料是1948年专家委员会报告与艾哈德演说,福柯通过细读其中「经济自由—国家代表性」的联系,进一步重构出经济制度吸取政治主权的「虹吸管」机制。价格、货币和贸易自由化、罢工及价格稳定等政策事件,用来说明纲领怎样进入实际治理。基民盟、工会、希勒及SPD会议文件,承担追踪政治共识扩张的功能。
问题
上一讲已经把20世纪自由主义危机界定为治理术内部的问题:为了制造自由而建立的干预机制,可能被重新判断为自由的威胁。本讲由此进入当代新自由主义。
福柯要处理的第一个困难是:如果把自由主义危机理解为「国家不断扩张」,是否又会把国家重新当作一个预先存在、具有自身动力的解释主体?
因此,本讲的问题首先发生了一次方法论转向:
国家恐惧症 → 国家究竟应如何进入分析? → 从治理术研究国家化过程
德国案例随即提出第二个问题。
18世纪自由主义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存在并具有合法性的国家,它要求限制治理,为经济自由留下空间;1948年的德国恰恰缺少能够直接奠定新国家的历史权利与法律正当性。问题因而发生逆转:
当国家本身缺少正当性时,经济自由如何反过来成为国家形成的条件?
这一问题最后又通向社会主义:
当经济秩序已经构成政治共同体得以运转的治理框架时,一个仍以另一种经济制度为远期目标的社会主义政党如何进入政治游戏?
这进一步暴露出社会主义是否具有自身的治理合理性的问题。
避开国家理论:国家作为国家化过程的效果
福柯明确承认自己「避开国家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忽略「国家机制」。疯癫、临床医学、惩罚制度等早期研究,恰恰都涉及某些实践、技术和行为方式逐渐进入国家装置的过程。因此,问题在于分析方向。
福柯拒绝的是这样一种程序:先确定国家的性质、结构或本质,再从国家这一普遍概念推导疯人、病人、儿童、犯人等主体在社会中的位置。
State → Institutions/Practices/Subjects
他提出的方向是:
治理实践 → 国家化进程 → 多样可变的国家形态
这里的关键命题是「国家没有本质」与「国家无内在」。这并不是说国家不存在,也不是把国家还原为幻象,而是拒绝赋予国家一个先于实践的统一动力。财政来源、投资方式、决策中心、控制形式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都可能在持续交易和重新配置中变化。所谓国家,是这些多重治理术体制形成的可变结果。
因此,「国家化」(étatisation)比「国家」更适合作为历史分析单位。前者要求追踪某种实践怎样被吸收、扩展、转移并取得国家形式;后者如果被直接当作解释起点,则容易把尚待解释的历史结果预先设定为原因。
这也改变了「国家恐惧症」的分析方式。福柯把反国家主义(anti-étatisme)及其在20世纪的传播视为治理术危机的一种症候,而不把它当作国家本质的直接知识。苏维埃经验、纳粹主义、战后英国计划化以及政治流亡者的传播,都可以成为国家恐惧症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国家恐惧症本身不能替代对具体治理机制的分析。
为什么从德国新自由主义开始?
福柯不准备写18世纪到20世纪自由主义的连续通史。他从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当代规划反向追问几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并把德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区分为两种主要形式。
两者有共同的理论对手和交流渠道:凯恩斯主义、计划经济以及针对经济总量的国家干预,是它们共同的批判对象;冯·米塞斯、哈耶克及奥地利新边际主义则构成理论与人员之间的重要桥梁。德国新自由主义的特殊背景则由魏玛共和国、1929年危机、纳粹主义及战后重建构成。
德国案例之所以在本讲中占据中心位置,不只因为其经济政策采取自由化方向。比利时、意大利也实行过自由主义措施。福柯认为,德国的差异在于市场自由被置于国家正当性的形成问题之中。经济政策由此进入治理术层面:它规定政治权力依据什么取得代表性、主权和共识。
1948年的逆转:从限制国家到生产国家
福柯用18世纪自由主义与战后德国构成一个严格的历史反差。
18世纪的问题可以概括为:
Legitimate State already exists ⇒ How to limit government?
战后德国的问题则变为:
No sufficient historical/legal foundation ⇒ How can a State become legitimate?
这就是福柯所谓自由主义内部的「位移」(déplacement)。市场自由在两个时期都存在,但它在治理关系中的战略位置已经改变。
艾哈德话语的双重意义
1948年春,共治区经济管理部门的专家委员会提出由价格机制在最大可能范围内引导经济进程,并要求放开价格。艾哈德(Ludwig Erhard)随后把这一经济原则扩展为政治原则:经济应摆脱国家约束,同时必须避免无政府主义与「蚁民国家」。只有建立自由与公民义务的国家,才能正当地代表人民。
福柯在这里区分出两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 代表性的条件。
较直接的理解是:侵犯基本自由的国家会丧失其代表性。福柯在这里特别联系了纳粹国家。纳粹统治不能简单被宣布为从法律上从未行使过主权,否则战后责任问题会陷入另一困难,但可以认为,一个系统侵犯基本自由的国家已经失去代表人民行事的资格。
因此:
侵犯基本自由 ⇒ 丧失代表性
这里仍然是以自由作为国家正当运作的限制条件。
第二 经济自由作为政治主权的起点。
福柯随后给出更强的解释,并明确承认自己在艾哈德的平常话语中补入了其历史意义。1948年的德国无法直接诉诸被战争和占领中断的历史权利,也不存在足以先行奠定国家的统一法律意志。于是可以设想一个制度框架 X:它暂时不以既成主权行使强制,而以确保经济自由为功能。
如果个人进入这一制度所保证的经济自由游戏,他们对自由的实际运用同时意味着对保证这种自由的制度框架表示接受。福柯把这种机制称为经济制度的「虹吸管」(siphon)功能:
X → 经济自由 → 自愿参与 → 对X的同意 → 政治主权
这里的关键变化是,经济自由不再只是国家不能侵犯的领域,而是成为能够吸取、累积和转译政治同意的制度机制。
经济如何成为公共法的创造者?
福柯把战后德国的结构概括为一条双向线路:国家制度保障经济运转,经济运转又反过来为国家提供正当性。但在其谱系解释中,第一推动并不来自已经成立的国家,而来自经济制度。
经济秩序 → 国家合法性 → 经济秩序的保障
因此,他提出一个判断:「经济是公共法的创造者」。其含义并非市场自行产生具体法律条文,而是政治秩序获得可被承认的基础,首先来自经济制度的自由运行。
经济制度还生产一种比形式法律正当性更持续的政治效果,即共识。投资者、工人、企业主和工会作为经济参与者,只要接受自由经济的游戏规则,就被福柯理解为同时参与一种政治共识。
可以把这一机制分成两层:
经济自由 → 制度合法性
以及:
经济参与 → 持续性同意 → 政治共识
自由经济由此产生一种「超额产品」,除了配置商品、投资与劳动,也不断制造对制度本身的接受。
经济增长作为政治符号
福柯进一步把增长、货币稳定、购买力和支付平衡看成政治符号,而不只是经济绩效。战败使德意志国家的历史连续性与法律基础出现断裂。新国家不能轻易从过去的国家历史中抽取正当性,因此经济增长建立了一条新的时间轴。坚挺的德国马克、购买力提高和持续增长既表现治理成功,也持续显示这一政治秩序值得被接受。
经济增长 → 福利供给/货币稳定 → 政治符号 → 共识重建
福柯据此提出「历史中断」与「记忆中断」的关系:持续增长使政治共同体能够把未来的经济时间置于过去的历史时间之前。这里的「遗忘」是国家正当性不再主要依靠历史连续性来获得确认。因此,福柯才会把联邦德国称作「根本的经济国家」:国家的根基被放置在经济制度之中。与费希特的「封闭商业国家」形成对比,这里出现的是一种「国家化了的商业开放」。
政治共识如何扩展:从基民盟到社会民主党
福柯追踪了一系列「集合/归附」,这些联盟显示经济秩序如何从政策选择转化为跨政治力量的共同治理框架。基督教民主派较早接受这一方向,工会中的一部分人物也开始把自由主义秩序表述为计划经济之外的选择。
福柯对这种「第三条道路」的话语保持警惕:自由主义秩序并没有把自己定义为资本主义的替代品,而是资本主义运转的一种治理方式。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综合,在这里更多承担政治调和功能。
社会民主党(SPD)的转变最为具体地显示了德国新自由主义治理框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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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50年前后,SPD仍确认阶级斗争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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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卡尔·希勒(Karl Schiller)以「社会主义与竞争」把竞争纳入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语言,提出「尽可能多的竞争,在适当和必要时实行计划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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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巴登哥德斯堡会议放弃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原则,承认并保护生产资料私有权,同时接受全方位市场经济,但要求「公平的社会秩序」与「真正竞争」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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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希勒进一步认为,即使灵活的计划化也可能危害自由经济。
如果只从马克思主义出发,这一过程可以被描述为放弃或背叛。但福柯改变了对这个过程的提问方式:
为什么一个政党若想进入新德国的政治游戏,就必须接受某种经济运转方式?
战后德国的结构并不是先有一个中性的自由民主国家,再允许政党在其中争论应选择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经济。按照福柯的解释,经济运转方式本身已经成为国家存在与国际承认的基础。于是:
政治参与 ⇒ 接收治理框架
因此,巴登哥德斯堡会议的意义在福柯这里不止是社会主义理论的修正。它标志着SPD进入1948年以来已经形成的自由主义经济—政治共识。
社会主义缺少什么?
本讲最后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转变推向更一般的问题。福柯认为,讨论马克思那里是否缺乏国家理论,并没有触及社会主义的关键困难。英国自由主义长期并没有依赖一套完备的国家理论运转,但洛克之后,英国政治思想的确集中于政府原则。
社会主义真正缺少的是一种自主的「治理理由」或治理合理性:它没有内在地界定治理行为应当追求什么、采用什么形式,以及如何计算治理的范围与限度。
福柯并没有因此否认社会主义的一切合理性。他明确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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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提出过的历史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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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提出过的经济合理性,尽管米塞斯、哈耶克等人对其可行性提出根本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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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在健康、社会保险和行政干预等领域形成过具体技术。
问题在于,这些合理性并未组成一套自主治理术。历史经验显示,社会主义必须嫁接在其他治理术上运转。在自由主义治理术中,它可以成为内部危险的平衡力或缓和机制;在「管治国家」式的超级行政化国家中,它又可能成为行政机关的内在逻辑。
因此:
Socialist rationalities ≠ Autonomous socialist governmentality
以及:
Socialism + GovernmentalityA → Political formA
Socialism + GovernmentalityB → Political formB
同一套社会主义话语嫁接在不同治理术上,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政治结果。
从「真正的社会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如何治理」
福柯据此拒绝把「真正的社会主义在哪里」作为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假定社会主义存在一个可以从文本中识别的真实状态,各种现实社会主义可以按忠实或背叛来排序。相反,自由主义通常就不会受到同样的真理审判。人们会问它是否激进、是否连贯、是否具有补偿机制、如何规定自身干预边界。这些问题直接针对治理规则。
社会主义之所以更容易被追问「对还是错」,恰恰因为内部治理合理性的缺失被文本解释所替代。对经典文本的契合关系承担了本应由治理规则承担的功能。
于是问题应改写为:
哪一种治理术使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得以运转?
以及更面向未来地:
是否可能形成一种严格、内在、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
福柯在手稿补充中把结论推得更远:如果确实存在一种社会主义治理术,它不能从社会主义文本中直接推导出来,而必须被创造出来。这一点同时说明,在他的分析层级中,「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不天然构成处于同一平面的两个现成治理方案。
对象或问题域的变化
本讲连续改变了三个分析对象。
第一,国家问题从「国家是什么」变为「国家怎样由治理实践持续产生」。
第二,新自由主义从一种经济政策或意识形态变为「国家形成机制」,问题变为「市场秩序如何获得法律、主权和共识生产功能」。
第三,社会主义问题从「它是否忠实于自己的理论」变为「它依靠什么治理术运转」。
这三个位移共享同一种方法要求:拒绝把国家、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当作已经完成的实体,再从这些实体推导历史实践。
历史重构
本讲真正发生变化的变量,是「经济自由与国家正当性之间的方向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如何成为战后德国政治力量共同接受的治理框架。
总结
国家恐惧症↓拒绝以国家本质解释权力机制↓国家=多重治理术及国家化过程的可变效果↓1948年德国:国家正当性本身出现空缺↓制度化经济自由↓经济参与→ 制度接受→ 政治共识与国家正当性↓经济增长持续生产政治符号与共识↓自由市场秩序成为新德国政治游戏的基础↓SPD进入该治理框架↓社会主义是否具有自主治理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