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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政府如何判断自己治理过度|国家理由|政治经济学|内在限制

「全文约5300字」

内容摘要:国家、社会、自由、经济等不能作为历史解释的先验项。因此,福柯从治理的实践本身及其自我反思开始。16—17世纪的国家理由把国家生产为治理的对象和目的。其基本问题是如何充分治理以扩大国家力量。法律形成外在的反限制,它的问题是「治理是否有权这样做」。18世纪政治经济学进入治理内部,研究治理行为实际造成什么效果。它发现治理对象具有不能任意取消的内在机制,过度干预因此会使治理自身的目的失败。于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变成了「治理是否过度」。福柯把这种持续怀疑治理过度的理性称为自由主义。这个以「自然」的内在机制为依据不断计算治理边界的真理体制,就是自由主义的治理理由。因此,本讲奠定了全课程的主线:寻找治理理性的临界点。人口和生命政治随后才能在这一框架中出现。

史料札记:福柯以沃波尔约1740年的「Quieta non movere」作为旧式「君主智慧」的标志,又以阿冉松1751年发表于《经济日报》的文章及其中高贝—勒让「放任我们自由干吧」的轶事标示新的治理的自我限制原则。 政治经济学方面,他援引卢梭《百科全书》「政治经济学」条目说明这一术语当时兼具财富分析与治理技艺之义,又以重农主义及勒梅西埃·德·拉里维埃的「合法专制主义」证明政治经济学最初并非从外部反对国家理由,而是在其目标内部要求治理服从经济过程的「自然」。 边沁关于 agenda/non-agenda 的区分,则为「应做/不应做」这一内部治理界线提供了概念材料。与此相对,王国基本法、自然权利、契约论及历史—法律论说,被福柯处理为16—17世纪从外部限制国家理由的法律话语。重商主义、管治条例、欧洲均势和外交—军事机制又构成实践层面的材料。于是,福柯通过异质材料之间的配置变化,重构了治理问题如何由「是否越权」转为「是否治理过度」的历史。

问题

政治主权运转中,治理实践怎样反思自己:什么叫治理得好?治理什么?治理应该达到什么目标?应当使用什么规则?

换言之,福柯研究的是「治理实践之合理化」。

Q = 治理实践凭什么判断自身应当做到哪里为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改变。

在17世纪的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体制中,治理的逻辑大致是:

G → max S

G 是治理活动,S 是国家的力量、财富、人口和持久存在。

在这个体制内部,只要治理有助于使国家达到其「最大存在」,原则上就应该进一步治理。 虽然对内管治(police)的对象近乎无限,但也要求国家放弃世界帝国式的无限扩张。 所以,国家理由表现为一种特殊组合:

内部管治目标无限 + 国际政治目标有限

福柯用重商主义、管治国家和欧洲均势说明这一结构。

18世纪中叶,一个新的问题出现:

Q′ = 即使治理是合法的、目标也是正确的,它是否仍然可能治理得过多?

这就是本讲要解释的事件:「治理过度」与「权力越权」的区分。

权力越权:君主触犯了位于治理之外的法律、自然权利、基本法或契约。 

治理过度:政府所做的事情在法律上完全可能合法,却因为干预过多而破坏了它本来想实现的目标。 

此时,糟糕的治理不再首先叫「非法」,而叫「笨拙」「不适当」「无知」或「失败」。福柯反复强调这一区分。

什么历史条件使治理从「怎样治理得更多、更充分」转向「怎样避免治理过度」?

答案:政治经济学使治理对象内部的规律性成为可知的「自然」,从而把限制原则植入治理自身。

福柯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

第一个层次,课程内部的理论需要。福柯本来准备讲「生命政治」,而生命政治的核心对象是人口。但人口之所以能够作为具有出生率、死亡率、寿命、健康、生产和消费规律的对象出现,前提是治理已经接受这样一个命题:自己面对的对象具有不能任意改变的内在机制。政治经济学正是产生这一新的「自然性」观念的知识形式。因此,不先解释自由主义治理理性,就无法解释人口为什么会成为生命政治的对象。

第二个层次,福柯在修改「自由主义史」本身。自由主义的历史不能写成:专制国家→个人权利觉醒→国家权力受到限制。这种历史把「国家」「个人」「自由」「权利」预设为已经存在的对象,然后描述它们如何发生冲突。福柯则是要取消这些前提。

第三个层次,当代诊断。1979年的福柯明确表示,自由主义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它属于「我们当下的和具体的现实性」。整门课程后来转向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和芝加哥学派,正是为了追踪这种治理理由在20世纪的变体。

福柯的论点是什么?他反对什么?

论点一:国家不是自由主义史的行动主体,而是治理实践的历史相关项

传统解释:

State → Practices

即一个已经存在的国家拥有利益、需要、能力,因此创造相应制度和政策。

福柯反转了因果方向:

Practices + Rationalizations → Statehistorically determinate

治理实践以及对实践的合理化,使「国家」获得特定对象性。国家理由之下出现的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家本身,而是一个必须不断增强自身力量、与其他国家竞争并保持欧洲均势的具体国家。这正是保罗·维尼(Paul Veyne)所谓福柯的历史唯名论:不能使用「国家」「被治理者」「自由」等永恒对象解释实践,因为是实践首先规定了它自身的对象。维尼用「对象看起来决定实践,但实践首先决定自己的对象」来概括这一点。

所以,福柯针对的是一种实体主义国家史:

国家作为恒定实体 + 历史环境变化

福柯改成了:

治理实践变化 → 「国家」作为对象的历史性变化

论点二:自由主义的关键并非国家受到外部权利限制,而是治理产生了内在的自我限制

这是本讲最核心的论点。

17世纪的法律限制模式是:

Lexternal → G

法律站在国家理由之外,禁止治理越过它所设立的边界。

它的判断结构是:

G ∈ {合法非法

其典型概念包括基本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君臣协定。它所问的是:君主是否权利这样做?福柯将这一整组法律话语解释为国家理由扩张所产生的「反面、后果和反作用」:中世纪司法制度曾帮助王权增长,但在16—17世纪以后,法律反而成为限制国家理由的工具。

18世纪中叶出现的新结构则是:

G → Lexternal(G)

治理根据自己的目标、对象及其效果,计算自己何处应当停止。问题不再是「我是否有权这样做?」而是:「这样做到底会发生什么?」

由此产生了新的分类:

G ∈ {有效无效{适当过度{agendanon-agenda

因此,福柯借边沁的 agenda / non-agenda 来描述这种新边界:分界线不再首先画在「个人的自由领域」和「国家的权力领域」之间,而是画在治理本身的「应做」与「不应做」之间。

本讲反对的经典叙事是:

自由主义 = 先在的自由权利对国家权力的胜利

福柯提供的替代叙事是:

自由主义 = 治理合理性产生持续自我限制的机制

在福柯看来,自由主义的确与权利、宪法、议会、法治等形式密切相关,但不能反过来从「自然权利」推出自由主义。福柯在课程结束后的年度总结甚至明确写道:他不把自由主义分析为理论或意识形态,而把它作为一种由目标导向反思并通过持续反思自我调节的实践。

论点三: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国家理由之外摧毁国家理由,而是在它内部改变了治理的计算方式

政治经济学最初仍然承认国家理由的大量目标:国家富强、人口增长、国际竞争、财富流通。

Rraison d’État —political economy→ Rliberal

其中,部分目标仍然具有连续性,改变的是治理这些目标的合理性。

国家理由认为:

Intervention ↑ ⇒ Outcome ↑

政治经济学却发现:

Δ Intervention > 0 ⇏ Δ Outcome > 0

即干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效果增加。某些干预甚至会破坏价格形成、商品流通、人口移动等机制。

因此:

最大治理 ≠ 最大效果

现代治理问题由此变成:

G* = arg maxG Outcome(G)

而 G* 很可能要求政府不行动。

论点四:政治经济学改变了「自然」的意义

旧的自然权利模式把自然理解为治理之前已经存在的独立领域:

Nature | Government

这是一个「天然属于个人」的领域,政府越过它即被判定为非法。政治经济学所产生的新「自然」却在治理对象内部:

Government(Nature(x))

比如人口会迁向工资较高的地方;价格控制和粮食流通存在独立机制;征税会产生可能与君主意图相反的效果。因此,自然不再首先是「权力不得进入的独立领域」,而成为「权力一旦进入就必须认识其机制的对象」。

这造成一个认识论变化。

以前的坏治理:

bad government = wicked/illegitimate ruler

现在的坏治理:

bad government = ignorance of mechanisms

于是,治理者旁边出现了一个新的角色:经济专家。他负责告诉君主「权力正在操纵的东西实际上怎样运作」。

论点五:真正发生的事件是一个新的「真理体制」的形成,而不是经济科学终于发现了经济真理

福柯的论点不是认为重商主义错误, 政治经济学发现了经济科学,他的对象是:

D + P → Rv

其中:

  • D:政治经济学等话语;

  • P:税收、关税、粮价、市场调节、生产管理等实践;

  • Rv:真理体制(régime de vérité)。

所谓真理体制,就是一种话语与一组实践结合以后,使这些实践之间形成可理解的联系,并允许人们依据真/假来判断实践的效果。

此前,征税、关税、粮价管理、市场监管可能分别出于财政、治安、习俗、君主权利等理由。

政治经济学出现后:

P1, P2, P3, …, Pn —intelligible mechanisms→ 同一经济过程

这些不同的机制第一次能够被放进同一个因果空间中加以比较。「经济」本身也由此成为一个历史对象。

福柯的方法是什么?他在反对什么方法?

第一 方法论唯名论:先假定普遍概念不存在

福柯的原句是:「假设普遍概念不存在。」

他没有试图证明:

¬State, ¬Society, ¬Madness

也不是说「国家只是语言幻觉」。他采取的是一种研究程序:

暂时取消 U 作为解释前提

其中 U 包括国家、社会、主权、人民、臣民、市民社会等等。

然后问:

P, R → U ?

即如果不预先假定「国家」存在,这些实践怎样使某种东西能够以「国家」的方式存在?关于这一点,福柯用疯癫作类比:不是先检查历史里究竟有没有一个真正叫「疯癫」的对象,而是假定「疯癫」不是一个超历史的普遍物,然后研究哪些实践使它成为一个现实对象。

第二 反对「历史主义还原」

福柯所批评的历史主义是:

U → H1(U) → H2(U) → H3(U)

即先承认一个普遍概念,然后研究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怎样变形。比如,预设国家本来就存在,只不过中世纪国家、绝对主义国家、自由主义国家形式不同。

相反,福柯的方法是:

P1 → O1, P2 → O2, P3 → O3

先分析不同实践,再看它们分别使什么对象成为可能。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再是:

「国家在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而成为:

「什么样的实践使『国家』在某一阶段能够作为治理对象和治理目标出现?」

第三 从实践及其「反思」出发,而非只从观念文本或制度出发

福柯研究的也并非单纯的「实践史」。他明确说明自己并不研究现实政策在具体环境中怎样制定。他研究:

Practice + reflection on practice

也就是实践怎样被概念化、计算、合理化。因此他的分析单元可以写成:

R = (O, G, N, K, C)

其中:

  • O:治理对象;

  • G:治理目标;

  • N:治理规范;

  • K:使治理可知的知识形式;

  • C:判断治理成败的准则。

所谓「治理合理性」就是这些变量构成的历史配置。文本仍然重要,但这是因为它们参与了实践的自我反思。

第四 「问题化」

本讲后半部分将治理史的分期重写成连续三个不同的问题:

第一阶段,我是否按照道德律、自然律、神律治理?

第二阶段,为使国家力量最大化,我是否治理得足够充分、深入、细致?

第三阶段,我是否处在「过多」与「过少」之间正确的位置?

这在实际操作上构成了一部「问题化史」:

History of Thought ≠ succession of doctrines

而是:

Q1 → Q2 → Q3

即「什么被当成治理问题」本身发生了变化。

第五 真理体制分析取代「意识形态批判」

福柯也排除了另一条道路:

False representation → Ideology

而是:

Practices + Truth regime → Historically real object

因此「并不存在普遍的经济」并不意味着经济是假的。

它意味着:

¬ Economytranshistorical

但:

∃ Economyhistorically constituted

这就是福柯所谓「不存在的某物成为某物」:实践使它在现实中具有因果力、制度位置和真假判断资格。

福柯呈现了一部怎样的历史?

如果按照福柯自己对历史问题的划分,可以重构成如下序列。

历史配置核心问题域治理对象治理准则限制形式失败意味着什么关键知识
中世纪—早期君主治理
「我是否按照正确的律来治理?」
臣民、救赎、正义秩序
神律、自然律、道德律
超越性的外部规范
不义、违背正确秩序
神学、法
16世纪中叶以后国家理由
「我是否治理得足够,使国家达到最大存在?」
国家及其力量
国家富强、人口、竞争能力
对外由欧洲均势自限;内部原则上无限
治理不足、国家不够强
重商主义、管治、统计、外交军事知识
同期的法律反作用
「君主有没有越权?」
主权者与权利主体
合法/非法
基本法、自然权利、契约等外在限制
篡权、非法
公法、自然法、历史—法律话语
18世纪中叶以后自由治理理由
「什么程度的治理才不算过度?」
具有自身自然机制的经济过程及人口
效果、成功/失败、最大/最小
治理目标内部产生的自我限制
无知、错误、无效、过度
政治经济学
由此开启的生命政治
「怎样在承认这些自然机制与自由的情况下管理人口生命过程?」
人口作为生物—经济现实
安全、调节、效果
自由主义内部持续计算
扰乱所治理过程
政治经济学、人口知识等

Q1: G ?≅ Law

「治理是否符合正确的律?」

Q2: G ?→ max(State)

「治理是否足以使国家最大化?」

Q3: G ?= G*subject to natural mechanisms

「治理是否恰好处于过度与不足之间?」

以前:

问题 = 治理不足

现在:

问题 = 确定治理的最优边界

所以,自由主义不只是要求国家「退场」,而是制造了一种永久性的治理批判:

任何治理都必须证明:为什么这里需要治理?

总结

治理所服从的真理条件发生改变

真理来源:神律 / 自然律 / 道德律

↓

治理目的:国家本身的最大化

↓

治理真理:治理对象自身的自然机制

不义 → 不足 → 过度 / 错误

神学家 / 法学家 → 国家管理知识 → 经济专家

这里存在一个限定:这些治理合理性并非相互接替的历史制度。法律并没有在政治经济学出现后消失,国家理由也没有被废除。更准确地说,异质性会形成摩擦、混合、调整和重新编码。福柯强调的是「问题化的主导形式如何改变」的历史,而不是旧制度被新制度逐项替换的阶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