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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法律如何塑造竞争秩序|经济—制度框架|形式规则|司法化

「全文约4400字」

内容摘要:当秩序自由主义把竞争规定为市场的调节原则时,法律应以何种形式进入经济,才能使竞争成为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福柯的核心论点是,秩序自由主义把「经济」理解为由法律-制度框架塑造的受调控的实践。他通过鲁吉耶的李普曼会议文本、德国法治国家传统、哈耶克对计划化的反面界定,以及与熊彼特的比较,说明「资本主义的存活」如何被转化为一个制度可塑性问题。由此,社会政策的任务被进一步限定:不试图补偿竞争造成的社会后果,而是旨在清除社会中阻碍竞争运转的机制。法律因此进入市场的可能性条件内部。当企业化社会不断扩大主体自主行动的空间,行政干预的收缩与司法仲裁的扩张就形成了同一治理结构的两个方向。课程结尾借熊彼特说明秩序自由主义的政治赌注:资本主义的集中化被解释为可由制度干预矫正的社会趋势,由此获得一种以竞争、法治和企业为支点的新治理术。

史料札记:路易斯·鲁吉耶对瓦尔特·李普曼会议的总结提供了「经济活动必须在法律框架中存在」的论证起点。欧肯、瓦尔拉斯、马歇尔、威克塞尔与韦伯被分别配置到竞争形式理论和经济-制度历史两条互补路线。法治国家部分主要依靠维尔克、格奈斯特、巴尔及经哈耶克转述的戴雪,承担制度谱系功能。哈耶克、波兰尼和罗普克用于说明形式规则、市场游戏与司法化,熊彼特则构成结尾的比较案例。

问题

福柯首先指出一个前提:秩序自由主义主要处理的是社会内部可能形成的「反竞争机制」,由此形成两个互相配合的方向:

  • 社会结构按照「企业」模式被重新组织;

  • 司法制度按照竞争型市场的要求被重新定义。

本讲处理第二个方向:

如果竞争只能在被制度性地维持的条件下运转,那么国家应当如何干预,才能生产竞争的条件而不取代竞争本身?

分析单位的改变

福柯从鲁吉耶的文本提取出的关键命题是:经济活动从来已经处在所有权、合同、专利、破产、公司、货币和银行等制度安排之中。因此,福柯拒绝用「经济下层-法律政治上层」这一垂直关系处理秩序自由主义。

福柯于是改变了「经济」的概念。

经济学将把竞争抽象为形式机制,但历史中的经济只能以「受调控的活动整体」出现。社会习惯、宗教规范、伦理、行业规则与法律虽然来源和效力不同,却都可能进入经济实践的组成条件。形式经济机制只有嵌入有效的制度框架,才成为历史事实。

若把「资本主义」的变化全部解释为「资本」和「资本积累」自身的必然逻辑,制度就只能被区分为「有利于」或「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外部条件。资本主义就作为一个统一对象由同一经济逻辑预先给定。福柯把这种分析归于「宽泛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其所反对的即是其中的因果结构。

秩序自由主义提供的替代单位是「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与制度框架相互需要、相互修正,具体资本主义形态形成于二者的历史结合。长子继承权、公司法或专利法因此不能被简单排列为「旧法律被资本发展淘汰-新法律适应资本需要」的序列,它们本身参与构成资本主义的历史样式。

分析模型
资本主义的同一性来源
制度的地位
危机的含义
可行动空间
单一资本逻辑模型
资本及资本积累的必要逻辑
对既定经济逻辑有利或不利
经济逻辑的矛盾表现为历史死胡同
原则上不能通过制度革新改变资本主义的命运
经济-制度模型
竞争机制与具体制度框架的历史结合
参与构成资本主义形态
矛盾、垄断、集中等可能来自特定制度构型
改变制度构型即可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形式

福柯在这里并没有证明资本主义事实上可以无限重构,他所重构的是秩序自由主义使这种政治判断成为可能的理论条件。其政治赌注是把「资本主义能否存活」从「资本逻辑的宿命问题」转换为「制度设计的可能性问题」。

秩序自由主义若要完成这一论证,需要同时回答两个不同层级的问题。

第一个层级:

纯粹市场机制是否存在内在矛盾?

竞争是否在经济机制自身内部必然生成垄断?

福柯把瓦尔拉斯(Léon Walras)、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置于这一层级。

第二个层级,即福柯所谓「韦伯问题」:

资本主义历史中哪些制度、伦理和社会组织使某种经济合理性获得具体形态,又使特定的非合理性和危机出现?

前者旨在将竞争机制从历史偶然性中抽象出来,检验其形式一致性;后者则试图解释这个形式机制为什么在特定历史框架中产生某种结果。

秩序自由主义的政治方案依赖二者同时成立:

竞争机制无内在矛盾 + 资本主义危机具有制度条件 ⇒ 通过制度革新维持竞争具有理论可能

真正的逻辑转折就发生于此:一旦危机能够归因于经济-制度构型,干预对象就从市场运行结果转移到使市场得以运行的制度框架。

法律干预主义

福柯把上述转折称作「法律干预主义」。由于秩序自由主义要干预的是市场得以成立的制度条件而非市场过程的结果,因此「较少的经济干预」和「较多的法律干预」便属于同一结构。前者限制国家对经济结果进行目的性调节,后者要求国家积极建立竞争秩序,并持续判断哪些制度会形成反竞争机制。

欧肯所谓「有意识的经济法」提示了这一变化:政治行动不退出经济,而把其主要对象确定为经济—法律整体中的规则配置。「国家干预」因此在对象、知识要求和执行机关之间被重新分配。

法治国家的制度谱系

福柯为了说明法律干预的形式,插入了一段法治国家(Rechtsstaat)史,为秩序自由主义提供一种可以移植到经济领域的国家行动模型。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法治国家由两个否定关系界定:针对专制主义,否定「最高权力者的意志本身就是强制力的来源」;针对管治国家(Polizeistaat),切断一般法律与个别行政措施之间的连续体。

法治国家在这一阶段完成的是国家权力的形式化:

公共权力的有效性 ⇒ 预先存在的法律框架

并且:

一般法律 ≠ 个别行政决定

到19世纪后半叶,法治国家增加了第二层结构:公民必须具有针对国家公共权力提出法律请求的现实渠道。问题由「国家是否依法行动」推进为「谁能够裁判国家是否依法行动」。此处增加了一个治理条件:规则若要约束国家,就必须存在能使国家行为进入裁判程序的司法机制。

福柯由此把德国「法治国家」的历史资源转化为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技术条件,法治国家不再只是公法中限制行政权的原则,它被要求进入经济领域,这里发生的是功能转换:

历史位置
主要问题
对公共权力的限制方式
司法的地位
18世纪末—19世纪初
如何摆脱专制主义与管治国家
强制力必须依据法律程序;一般法律与个别行政措施分离
主要承担法律执行功能
19世纪后半叶
公民如何对国家提出有效请求
国家行为进入可诉、可仲裁的法律关系
成为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仲裁者
秩序自由主义的经济移植
国家如何进入经济而不取代竞争
经济干预限于一般的、形式的、可预见的规则
负责处理自由经济主体之间及主体与规则之间的冲突

形式规则与计划化:国家应当知道什么、决定什么?

本讲最清晰的一组比较来自哈耶克。福柯口述时称其依据《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编辑者指出相关段落实际主要来自《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第六章。比较的中心不是国有制与私有制,而是两种国家行动如何处理目的、知识和决定。

维度
计划化
经济法治国家
规则与目的
先设定增长、分配、投资等具体目标
法律只规定一般行动条件,不规定经济总体应达到何种具体结果
规则与结果
根据实际结果不断修改措施
规则应当预先确定并保持稳定,不能因个别结果即时改写
决策主体
国家取代或指挥经济主体,并可直接成为经济行动者
个体或企业在固定框架中自主决定
国家知识位置
国家被设定为能够把握经济整体的决策中心
国家不得假定自己拥有关于经济整体的普遍知识
国家自身地位
国家对规则具有较大的临时调整能力
同一形式规则也约束国家公共权力
秩序生成方式
以预定目标统筹资源配置
具体经济秩序由各主体在共同规则中的行动结果形成

福柯强调的是对一种知识位置的拒绝:国家不能把自己设定为能够从总体视角确定经济终局、计算全部关系并据此替代主体决策的「普遍知识主体」(sujet universel de savoir),相反,具体结果不能由任何一个主体预先占有。这就是福柯的「游戏」模型:

国家=规则条件的提供者

企业/个体=经济决定的承担者

经济秩序=受规则约束的分散行动之结果

司法化

形式法律并不会导致公共权力整体撤退。因为企业成为了经济领域的基本行动形式,当自由行动单元越多,主体之间发生边界冲突的机会也就越多。

企业单元↑ ⇒ 自主决策↑ ⇒ 摩擦与争端↑ ⇒ 司法仲裁需求↑

同时:

目的性行政干预↓ ⇒ 司法性个案调节↑

罗普克(Wilhelm Röpke)提出把过去交给行政机关的部分经济政策任务交给法院,正好显示这种权力位移。

与熊彼特的分叉

课程结尾转向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因为他与秩序自由主义共享一个关键前提:资本和资本积累的纯粹经济逻辑本身没有必然矛盾。分歧发生在竞争所产生的历史后果上。

在福柯的重构中,熊彼特认为竞争的社会动力会推动大型组织、垄断和中央化,使经济越来越接近行政和国家决策中心,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组织性趋势,最终推动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秩序自由主义接受「集中化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一诊断,却改变了因果位置。集中化被放置在经济活动产生的社会和制度后果层级,而不是竞争机制自身的必然规律。只要问题发生在这一层级,就存在通过社会政策和法律制度加以矫正的可能。

问题
熊彼特(按福柯的重构)
秩序自由主义
资本逻辑是否内在矛盾
否
否
集中化从何而来
竞争发展造成的组织和社会趋势
同样承认其社会—制度来源
集中化能否逆转
最终向社会主义过渡
可通过制度框架持续抵消
计划化的政治成本
可以通过政治制度努力控制
自由丧失是计划机制无法根治的后果
政治方案
为社会主义转型设计可承受的民主结构
以社会政策、竞争规则和法治框架维持分散的企业秩序

这一比较让本讲的核心对象从「经济政策」进一步转成「治理术」。秩序自由主义反对结果导向的经济计划治理,主张扩大规则生产和仲裁的司法治理。福柯据此把战后德国模式界定为「法治国家」的扩张,而非通常想象的管治国家或强权国家。

方法:把「资本主义」拆解为可变的关系配置

福柯采用的分析程序,是把「资本主义」从统一经济逻辑还原为经济机制与制度框架的历史组合。分析单位改变以后,法律不再只是资本逻辑的外部反映,资本主义的危机也不再天然具有经济必然性。

这一程序带来两个后果。第一,因果解释从单向决定转为相互条件化;第二,政治可能性直接取决于分析单位:如果危机被归入不可改变的资本逻辑,制度变化只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外部条件,不能改变其由内在逻辑规定的历史限度;如果危机被定位于经济-制度构型,危机也就失去由资本逻辑预先规定的必然性,制度改革于是获得理论上的操作空间。

因此,福柯借秩序自由主义展示了一种把历史资本主义去本质化的分析方式,而这一去本质化的操作同时构成了秩序自由主义自身的政治技术:把制度本身转化为政治操作对象。「发明另一个资本主义」因此获得理论可能。

总结

竞争需要制度条件 ⇒ 资本主义是经济-制度构型 ⇒ 危机不再具有单一资本逻辑的必然性 ⇒ 制度成为治理对象

⇓

法治国家原则进入经济 ⇒ 国家提供形式规则而不规定经济结果 ⇒ 企业承担分散决策

⇓

企业单元增加 ⇒ 冲突增加 ⇒ 行政指挥收缩/司法仲裁扩张

⇓

集中化从资本主义宿命转化为可干预的社会-制度趋势 ⇒ 以法治维持竞争条件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