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讲 竞争如何成为国家的组织原则|弗赖堡学派|纳粹经验|积极治理
「全文约6200字」

内容摘要:上一讲说明战后西德如何以经济自由为尚未充分成立的国家提供正当性,本讲追问这种经济自由如何同时成为国家的奠基原则与制约原则。福柯先把弗赖堡学派放入魏玛危机、纳粹经验与战后重建的连续问题域中,并以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资本主义「非理性的合理性」作为弗赖堡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共同参照。随后,他重构秩序自由主义者如何借助纳粹经验建立一个「灾难场」:保护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凯恩斯式统制被解释为同一反自由主义逻辑的不同环节,国家权力增长及大众化则被归入这一逻辑的社会后果。由此发生了分析上的倒转:市场不再只是国家必须留出的自由领域,而被要求成为国家自始至终的组织和调控原则。最后,福柯把这种倒转落实到市场理论内部。秩序自由主义以「竞争」取代交换作为市场原则,同时拒绝把竞争理解为自然事实。竞争是需要制度和积极治理持续生产的形式结构。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治理问题不再是「给市场留下多少自由」,而是「怎样治理,才能产生并维持竞争秩序」。
史料札记:本讲使用的材料可分为人物网络、经济思想文本、政策制度和纳粹国家结构四组。人物材料包括欧肯、伯姆、穆勒—阿尔马克、罗普克、鲁斯图和哈耶克的学术与政治经历,用于证明战后方案具有魏玛以来的问题连续性。文本材料包括欧肯的经济学方法论著作、罗普克对贝弗里奇计划的批评、桑巴特《德国社会主义》等,主要作为秩序自由主义如何界定敌人和重写因果关系的证据。政策材料从李斯特保护主义、俾斯麦社会政策、一战计划经济延伸至新政、贝弗里奇计划和戈林四年计划,承担跨体制比较的功能。纳粹国家的法律人格、元首原则、党国关系则被用于论证「传统国家衰弱」与「国家化权力增长」可以并存。
问题
当战后德国不能预设一个已经具有正当性的国家时,经济自由如何既生产国家的正当性,又持续规定国家能够如何行动?
福柯通过与18世纪自由主义的比较来制造这个问题。
18世纪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存在且正当性基本不受怀疑的国家,任务是在其内部为市场自由划出不受干预的空间。1948年的德国则相反:国家的正当性本身成为待解决对象,市场自由被要求承担国家奠基的功能。
18世纪:既成国家 → 为市场自由划定界限
1948年:市场自由 → 奠基国家并规定国家的行动方式
这一区别决定了本讲后面的全部论证。福柯试图解释的不是德国为何「恢复自由市场」,而是自由主义治理术的结构怎样发生变化,以至于市场能够从国家外部的限界原则变成国家内部的规范原则。
人物谱系的功能:重建一个问题共同体
福柯首先介绍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弗兰茨·伯姆(Franz Böhm)、阿尔弗雷德·穆勒—阿尔马克(Alfred Müller-Armack)、威廉·罗普克(Wilhelm Röpke)、亚历山大·鲁斯图(Alexander Rüstow)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福柯没有使用这些生平材料来承担传统思想史中「谁影响谁」的功能,而是借此说明:1948年的方案不是战后临时发明的政策组合,其问题意识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已经形成,并在纳粹统治、流亡和战后返回德国的经历中重新组织(第133—136页)。
因此,人物谱系首先建立的是一个问题共同体:国家正当性的脆弱、经济危机、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败经验,以及对国家干预不断扩张的警惕。福柯由此把战后「社会市场经济」的形成放回1920年代以来的政治—知识场域,而没有把它解释为1948年经济改革的即时结果。
韦伯问题的两条分叉:法兰克福与弗赖堡
福柯把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设定为法兰克福学派与弗赖堡学派的共同出发点。他对此明确声明自己是在「极端概括」。这一概括的作用,是把两派放进同一个问题结构中。
秩序自由主义没有接受「资本主义必然产生法西斯主义、大众社会和统一化」这一解释,而是把这些后果重新归因于反市场的制度安排。纳粹主义因此成为两条路径分裂的地方:批判理论倾向于追问资本主义合理化何以通向法西斯主义,秩序自由主义则将纳粹主义解释成自由主义缺席、国家干预累积的结果(第137—138页)。
「灾难场」:理论对象如何被战略性地组织起来
福柯用「灾难场」(champ d’adversité)概括秩序自由主义者必须界定的敌对环境。这个词更接近「敌对场」或「逆境场」,重点不在灾难本身,而在一套将对手和危险组织为一套能够共同处理的战略对象。
福柯把秩序自由主义的工作重构为三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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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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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与目标相抵触的整体敌对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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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配置已有的概念资源和政策技术以穿越这一敌对场(第138—139页)。
本讲主要处理后两个环节。因为「目标」已经由上一讲给出:以经济伙伴自由活动的空间作为国家正当性的基础。新问题在于,秩序自由主义者需要说明哪些政治经济机制会使这一目标失败,并把原来互不相同的历史现象放入同一因果结构中。
这里可以重构出福柯分析的一个关键层次:他没有直接证明保护主义、社会政策、计划化和凯恩斯主义具有同一本质,而是在分析秩序自由主义者如何把它们组织成同一个敌对对象。后文所谓「逆自由常量」必须在这个层次上理解。
「逆自由常量」:纳粹主义被当作一套关系的显现
福柯列出了19世纪中期以后德国自由主义遭遇的四类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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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特式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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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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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以来的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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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后期出现的凯恩斯式经济统制。
它们最初并没有形成统一体系,彼此之间存在连续转换和相互借用。纳粹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它把这些要素在制度上集中到同一个经济管理体系中,使秩序自由主义者能够把原先散落的政策机制解释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第139—142页)。
福柯强调,秩序自由主义对纳粹主义的解释与「危机终点论」不同。纳粹主义在他们那里不是资本主义矛盾无法解决后出现的畸形终点,而是一种揭示机制:它让保护主义、计划化、社会性国家干预及宏观统制之间被设想的必然联系显现出来。由此,纳粹主义被转化为一种可以向其他政治体制外推的分析模型。
于是,苏联计划化、美国新政、英国战时经济与贝弗里奇计划都可以被放进同一比较框架。秩序自由主义者由此提出,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分界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不首先是民主/独裁,而是自由主义的竞争秩序与各种经济干预主义之间的分界(第143—144页)。福柯称之为「逆自由常量」(constante anti-libérale)。
纳粹经验的三次「打击」
第一 干预主义被重新编码为跨体制常量
秩序自由主义者通过纳粹主义把原先分散的经济政策连接起来,再把这种连接推广到不同政体。这样做削弱了政治制度类型在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苏联、纳粹德国、新政美国和议会制英国可以在政治结构上截然不同,却在经济治理层面被放入同一条反自由主义轴线。
这种比较的研究意义在于:秩序自由主义将分析单位由「政体」转向「经济—政治机制」。其问题不再是谁拥有主权,而是哪类治理技术会不断要求新的行政介入。
第二 国家形式的衰弱与国家权力的增长可以同时发生
纳粹主义表面上削弱了传统国家:国家失去独立的法律人格,被置于人民共同体(Volk/Gemeinschaft)、元首原则(Führertum)和党的权威之下。福柯却重构秩序自由主义者的反驳:这些机制没有减少国家化,而是在旧有国家组织不足以承担新的经济管理要求时形成「超国家」(sur-État)或「国家补充」(supplément d’État)。
因此,「国家是否强大」不能只从传统行政国家是否保持完整来判断。一个正式国家结构可以被削弱,同时大量准国家机构和权力增强器不断出现。秩序自由主义据此建立了经济干预与国家权力增长之间的联系(第144—146页)。
第三 大众化被从资本主义后果改写为国家主义后果
福柯以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为中介重构了第三个倒转。桑巴特把大众化、个体原子化、统一消费和间接化社会关系归因于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社会;纳粹主义也以恢复共同体为名批判这些现象。秩序自由主义者则提出反驳:纳粹体制实际制造的恰好是更强的大众动员、统一消费和景观政治。
因此,秩序自由主义把因果关系重新编码:大众化、统一化和景观化不再由商品经济解释,而由保护主义、计划化和行政管理深入日常生活的国家主义解释(第146—149页)。传统反资本主义批判的部分词汇被自由主义重新占用。
因此,福柯重构的秩序自由主义逻辑:
经济干预 → 国家权力增长 → 社会大众化与统一化 → 进一步要求国家干预
纳粹分析的理论结果:从「市场缺陷」转向「国家缺陷」
福柯认为,上述纳粹分析最终产生的结果比对法西斯主义本身的解释更关键。传统自由主义的问题通常写成:市场经济存在某些危险,国家应该在不破坏市场的前提下限制这些危险。秩序自由主义将问题倒转:大众化、垄断化、权力集中等后果应归因于不恰当的国家干预,需要被持续检验的对象必须从市场转向国家(第150—151页)。
国家监督市场 ⟹ 市场监督国家
这里的「监督」不是指市场主体直接控制国家机构,而是指国家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行动必须不断接受市场合理性的检验。市场因此获得了一种政治的功能:不仅判断某项经济措施是否有效,还为国家应以何种方式存在提供规范。
这就是福柯所谓「倒转」(renversement)的核心。战后德国的市场自由既能生产国家的正当性,又能为一个遭受普遍不信任的国家提供限制机制,而「限制」本身又为这个不被信任的国家的继续存在提供了正当性。
新自由主义的新颖性
第一 市场开始具有「赋形」能力
福柯明确反对把当时的新自由主义解释为18—19世纪自由放任政策的简单复活。新的问题是:市场经济能否成为国家的「原则、样式和范式」,并把自己的形式推广到政治和社会组织之中(第152—153页)。
原文使用「市场经济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资讯能力」(les pouvoirs d’information)。这里的 information 不宜只理解为「提供信息」。结合后文「为国家提供资讯和改造社会,或者改造国家和为社会提供资讯」,它同时带有「赋形」的含义:市场能否为国家和社会提供组织形式。
于是,市场的政治功能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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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自由主义主要要求国家承认市场真理,并据此自我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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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自由主义进一步要求国家按照市场形式来组织自身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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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的问题将是这种市场形式如何被具体生产,又怎样向社会政策扩展。
第二 交换转向竞争:市场理论内部的结构变化
福柯随后把政治层面的倒转落实到经济理论内部。18世纪自由主义把市场的基本形式理解为交换:自由交易形成价值对等,国家的任务是保证交换者的自由和财产权,并避免直接介入市场交换。
19世纪以后,市场理论越来越以「竞争」为中心。竞争的关键不再是交换双方的对等,而是差异和不平等之间的作用。价格因竞争而形成,并成为衡量经济数量、调节选择的机制(第153—155页)。
但仅仅从交换转向竞争还不足以构成秩序自由主义的新颖性。19世纪自由主义和边际主义同样可能从竞争推出放任自由。秩序自由主义真正切断这一传统的地方,正是拒绝从竞争推出放任自由。
福柯把秩序自由主义的转折概括为对「自然主义者的天真」(naïveté naturaliste)的拒绝。竞争不是自然地存在于欲望、本能和自发交换中的事实。它是一种具有自身逻辑和结构的形式原则,是一种「本质」(essence)、一种 eidos,其效果只有在特定条件被制度性地制造和维护时才能出现(第155—156页)。
因此,放任自由并不具有理论必然性。若竞争不是自然背景,而是治理必须不断实现的目标,那么「不干预」本身并不能产生竞争秩序,相反,竞争需要长期、积极且没有预设终点的政策活动。
竞争的形式条件 + 积极治理 → 可运行的竞争秩序
治理与市场的关系因此被重新定义。市场不再是治理退出后留下的空间,竞争秩序必须由治理行为持续生产。福柯概括了这种差异:应该为了市场去治理,而不是因为市场去治理(第157页)。「因为市场去治理」仍把市场看成一个自然存在,政府只是被它要求减少行动;「为了市场去治理」则意味着政府积极改变法律、制度和环境,使竞争机制能够出现并持续运作。
第三 方法:形式分析与历史条件分析的交叉
竞争作为形式机制,可以由经济理论分析其内部逻辑,但现实中的竞争却只能在具体历史制度中出现。欧肯式的形式分析要求经济学研究形式活动,韦伯式的历史分析则研究使这些形式能够出现、被扭曲或无法运行的制度系统。(第156—157页)。
因此,形式分析提供竞争秩序的可理解结构,历史分析提供系统参数和约束变量,在两者的交界处,竞争从经济理论概念变成治理目标,治理政策负责安排其现实条件。
古典自由主义、19世纪竞争自由主义与秩序自由主义
这一表格显示,本讲所谓「新自由主义」的「新」不在于更彻底地撤销国家,而在于重新安排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生成关系。市场的自然性被削弱,治理的积极性反而增强。
历史重构
总结
18世纪自由主义的问题 → 在既存国家内部为市场自由划定空间 → 市场构成国家治理的外部限界
⇓ 1948年德国的问题发生转换 ⇓
国家缺乏预先给定的正当性 → 经济自由必须同时奠基并制约国家
秩序自由主义要完成这一转换,先通过纳粹经验重新组织其「灾难场」,其内部机制可以重构为:
经济干预扩大 → 国家权力增长 → 社会共同体网络受损 → 大众化与统一化 → 要求进一步的行政管理与经济干预
这一分析使传统的因果归责发生倒转:
传统批判:市场经济 → 社会破坏与国家危机
⇓ 秩序自由主义的因果重写 ⇓
反自由主义的治理与国家干预 → 国家权力增长及社会破坏
于是,市场与国家之间的规范关系随之改变:
市场作为国家不得越过的外部限界 → 市场作为国家自身的组织与调控原则
即:
国家监督市场 → 国家受市场原则监督
但这一倒转还不足以构成秩序自由主义。市场本身的定义也发生变化:
交换 → 竞争
竞争 ≠ 自然形成的市场事实
竞争 = 只有在特定制度条件下才能实现的形式结构
因此:
竞争需要特定条件 ⇒ 这些条件必须由治理持续生产和维护 ⇒ 积极的竞争政策
由此完成本讲最关键的治理术转换:
为市场留下自由空间 → 为了产生市场竞争而治理 → 以竞争原则规定治理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