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国家扩张能否解释治理转型|国家恐惧症|社会政策|负所得税
「全文约6800字」

内容摘要:微观权力分析能否从局部制度扩展到宏观的国家与政治经济,从而拒绝将20世纪的政治变化还原为国家自身的持续扩张?福柯的核心论点是,治理术提供的是一种跨尺度的分析视角,应追踪国家功能在不同治理理性中的重新配置,而不能预设一个不断膨胀的国家实体。福柯先以秩序自由主义的「国家恐惧症」为反例,解构国家内生扩张与国家形式连续性两项假设,再用极权主义的政党治理术、德国模式在法国的传播、社会保障争论和负所得税方案,说明治理目标、干预点与人口技术如何发生结构转换。法国1970年代的政策转向构成了一项方法检验。在这一时期,充分就业、普遍风险保障和收入再分配逐渐失去首要地位,经济过程被要求按照市场规则运行,社会政策则退到最低安全线。「负所得税」方案揭示了这一转换的原则:治理围绕「最低收入基准」组织定向补助与劳动激励,不再优先追问贫困的原因,也不再以缩小收入差距为目标。在基准线上下流动的「起始人口」因此成为放弃充分就业目标后的人力储备。
史料札记:本讲材料可分为三组。第一组是罗普克、哈耶克对贝弗里奇计划、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批评,用来追溯「国家内生扩张-国家形式连续性」这一国家恐惧症话语在1930—1940年代秩序自由主义中的具体来源。第二组是史多法艾斯、吉斯卡尔1972年讲话、拉罗格1948年报告及1976年ENA学生报告,用来比较战后社会政策与新自由主义「经济中立」原则。第三组是史多雷鲁、史多法艾斯关于负所得税的著作和规划报告,用来重构最低保障、劳动激励与贫困基准。
问题
本讲的表层形式存在一次转折:前半部分讨论微观权力、国家恐惧症和极权国家,后半部分转向德国模式在法国的传播、社会保障与负所得税。但它们属于同一个方法问题的两端:
当分析对象从疯人、病人、犯人和儿童扩展到国家、经济和整个社会时,微观权力分析如何避免重新退回一种以「国家」为先验解释项的宏观理论?(第247—248页)
如果只计算国家干预多少,就会把1970年代的变化理解成统制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又一次钟摆运动。如果改用治理术分析,问题则变成:
哪些目标退出治理的首要位置?哪些机制被禁止直接介入经济过程?哪些社会保障技术被保留?人口如何被重新组织为市场可以利用的对象?
因此,国家不是解释治理变化的常量,而是不同治理术重新分配职能之后呈现出的可变效果。法国社会政策的转向就是福柯用来证明这一方法判断的具体案例。
权力、微观权力及其尺度问题
在福柯的理论中,「权力」不能作为一种自在原则,也不能在分析开始之前就取得解释性地位或说明性价值。它只是对一组需要进一步分解的「关系」的命名。这是一种怎样的特殊的「关系」从而被命名为「权力」?
福柯在《安全、领土和人口》1978年3月1日的讲座中,通过研究基督教牧领制度,重构出一种关系结构:
A试图引导B+B仍在自我行动
换言之,牧羊人不是像推动石头往前走那样「导致」羊群行动。「牧领权力」面对的是本身具有意愿、选择和自我引导能力的「人」。因此,conduct 同时包含「我怎样引导你」与「你怎样行动」的双重语义。
于是,「引导」揭示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行动的作用对象本身也是一个行动者。
在1982年的《主体与权力》中,福柯将这一点进一步抽象化。他明确指出,权力关系的特殊性在于,它是「某些行动修改其他行动」,因此,权力关系是「作用于行动的行动」,最终结构化他人的可能行动领域。
A通过某种机制改变B可能采取的行动领域
这里的关键词是「行动领域」。权力关系的实质,不只是A对B产生了「影响」,因为「影响」没有规定关系双方的性质,但在权力关系中,A和B都被规定为行动者。因此权力关系不同于单纯的物理因果——A把B推倒,是一个直接的物理作用——但在权力关系中,B作为行动主体的地位,并没有因为他进入一个权力关系而被取消,相反,B作为行动者的行动能力本身正是A的作用对象。换言之,A的对象是他人的「可能行动」,通过改变B面前各种行动的可能条件,从而使某些行动得到诱导、便利、限制或阻碍。
福柯将这种属于权力关系的特殊的「作用形式」规定为「引导」:一个行动者作用于另一个仍具有行动能力的主体,通过组织其可能行动领域而对其行为产生作用。
具体权力机制→结构化主体的可能行动领域
「引导」就是对箭头所表示的作用关系的命名,它是权力关系的形式规定,使权力关系区分于其他类型的关系。同时,「治理」被明确理解为 conductofconducts,即对行为的「引导」。于是,在1982年的文本中,广义的「治理」也就几乎与「权力关系」重合了。
因此,我们需要区分分析的不同层次。
第一,「权力」是一个具有形式规定的关系性概念,它强调研究「视角」的转化,即不再以某个「实体」直接解释B的行动,而是研究B处于怎样的行动领域中。因此,「权力关系」标定了一个「待解释」的关系领域,它的功能在于把「一个行动者如何作用于另一个行动者的可能行动领域」规定为分析单位:
A的行动→B的可能行动领域
至于这个箭头如何成立,权力关系概念本身并没有揭示更多东西,这恰恰是治理术分析的地方。
第二,「治理术」(gouvernementalité)为「权力关系」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分析框架,旨在考察人的行为如何被「引导」,以及这种引导依靠什么程序、知识和行动。治理术的功能就是让研究者通过「人如何引导人的行动」这一问题,重构权力关系如何被组织并连接成网络,让抽象的「权力关系」被分解为可以进行历史研究的具体「机制」。
因此,「权力分析」的研究程序就依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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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置实体性原因:国家、资本、阶级、制度、意识形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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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被问题化的行为:什么行为开始成为需要引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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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可能行动领域:受到作用的人原本有哪些可能行动?治理安排试图怎样重新配置这些可能性?行动空间的扩大、缩小、排序和条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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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具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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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被治理者重新放回关系:研究被治理者的服从、利用、规避、抵抗和自我调整,以及这些回应如何反过来迫使机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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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关系的组合与历史转换:这些局部机制如何互相连接?它们怎样进入行政机构、市场、家庭、医学等更大的网络?某一时期哪些关系取得优势?
因此,微观权力的「微观」就不能按对象大小理解:
微观权力分析≠小尺度对象的权力分析
微观权力分析=对权力关系之运作方式的观察角度
同一分析角度可以用于监狱、医院和学校,也可以扩展到政治经济与社会整体。尺度变化只扩大了关系网络,并不要求改用一个宏观实体作为最终原因。「治理术」概念由此承担连接微观多样性与国家层面战略组合的功能。
这个方法判断决定了福柯为什么要批判「国家恐惧症」。只要把国家设定为拥有自身动力的因果主体,微观权力分析就无法进入宏观层面,国家会重新成为一切关系背后的最终原因。
国家恐惧症的错误模型
福柯把当时的反国家批判重构为两个相互支撑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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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前提:国家具有内生的扩张能力,会不断侵入作为其外部对象的市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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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前提:行政国家、福利国家、法西斯国家和极权国家之间存在遗传式连续性,后者只是前者继续生长后的极端形态。(第248—249页)
因此:
国家恐惧症=国家内生扩张假设+国家形式连续性假设
这两个前提一旦被作为普遍原则,就会产生三种分析上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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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制度的分析可以相互替换,社会保障、行政机构与集中营之间只需通过词语滑动就能建立连续关系,制度各自的机制差异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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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现实措施都可以用其可能发展的「最坏形态」予以贬低,分析不再需要证明当下机制已经如何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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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预设一个贪婪而扩张的国家侧影,现实材料即可有可无,批判通过「揭露」替代了事实分析。(第249—250页)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盲点:这种批判通常不追问自己的历史来源。
福柯因此把1930-1940年代的秩序自由主义重新引入论证。罗普克把贝弗里奇计划描述为走向集中化、国家化和无产阶级化的道路;哈耶克则把英国的社会化、计划化和社会保障与德国走向纳粹主义的路径相联系。由此可见,20世纪70年代看似普遍的「国家恐惧症」有一个可以确定的战略来源:它曾经服务于秩序自由主义并反对凯恩斯主义、计划经济、新政、人民阵线、纳粹经济和苏联社会主义的论战。(第251—253页)
福柯在这里的谱系工作,旨在取消批判话语的无历史状态,把国家恐惧症重新放回其秩序自由主义的战略语境,从而阻止一种历史上有明确来源的批判被当作跨制度有效的普遍国家理论。
替代模型
福柯提出两项与国家恐惧症相反的命题:
福利国家⇏极权国家
极权体制≠国家机制的单向强化
福柯提出了一个新的假说: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关键来源应到「政党治理术」中寻找。现代政党作为19世纪末形成的非国家组织形式,可以占据并重组国家机器,因此极权化过程对传统国家机制而言具有外生性。
因此,20世纪的现实问题并不只是国家强化,也包括国家治理术的弱化。福柯列出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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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治理术强化造成国家自主性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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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治理术限制某些国家化、行政化的治理方式。
如果公共权力并未消失,那么究竟哪些国家功能失去了支配位置,哪些功能被重新配置?
法国案例将回答这一问题。
法国转型的关键变量:政策优先序列
福柯把战后经济政策的差异组织为一组「政府议程」的优先级选择。价格稳定、收支平衡、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都可能成为治理目标,但不同治理术会规定何者必须无条件优先。(第258—260页)
德国秩序自由主义把价格稳定和收支平衡置于首位,增长及其他目标应在市场秩序中由此前提产生。法国和英国战后的选择则以充分就业与社会福利为中心,因此需要有意推动增长,并允许计划、统制和再分配承担更强的经济功能。
德国模式传播到法国后,法国在1970年代发生的变化,就不只是「自由主义增加、统制主义减少」。福柯把1969年以后失业增加、国际收支波动和通货膨胀视作前期危机,又把1973年能源价格上涨理解为危机加剧。
这些问题被解释为:既有投资决策及统制方式无法适应新的市场条件。于是,「把法国经济无条件纳入国内、欧洲和世界市场」取得了政策上的必要性。(第260—261页)
| 阶段 | 首要经济目标 | 社会政策逻辑 | 经济与社会的关系 | 对失业/人口的处理 | 国家主要功能 |
|---|---|---|---|---|---|
这里发生的是政策主导位置的变化。计划、社会保险或再分配并未在1970年代突然消失。福柯分析的是政策合理性内部的等级调整:哪些目标还能规定其他目标,哪些目标只能在不妨碍市场游戏的条件下存在。
社会保障体系的转型
战后法国和英国社会政策以两个问题和一个模式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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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就业:被视为避免1929年式经济危机及其政治后果的首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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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增长:通货膨胀削弱了储蓄和个人积累,因此需要社会保障分摊风险。
把两者连接起来的是「国家连带责任」(solidarité nationale):个人遭遇亏损、疾病或事故时,不以其经济阶层和个人责任为前提,整个集体承担补偿义务。(第262—263页)
这一模式使社会政策天然具有普遍化倾向,收益再分配与集体消费覆盖了整个社会。问题由此出现:社会政策能否在承担普遍保障的同时,对经济保持中立?
福柯通过拉罗格1948年对法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展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个早期回答:社会保障金可以理解为工资总量内部的重新划分,由领工资者共同承担,并不构成经济之外追加的负担,它甚至可能减少工资上涨压力和社会冲突。(第263—264页)
1976年ENA学生报告则标志着问题发生倒转。报告承认社会保障筹资会影响劳动成本、就业、收入分配和企业竞争条件,于是提出社会保障的目标虽然不是经济性的,其筹资方式也应尽量不成为扰乱市场规律的经济政策工具。(第265—266页)福柯将其理解为与秩序自由主义社会政策高度同构的「经济中立」原则。
经济与社会的「脱钩」
吉斯卡尔1972年的讲话进一步将上述转换明确化。他仍承认现代国家承担再分配、集体福利供给和经济调节三类功能,但反对它们在同一财政机制中相互混合。他提出把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支出与社会团结、公平所需要的支出分离,甚至设想分别征收经济税和社会税。(第266—267页)
这个方案的关键不在于取消社会支出,而在于改变社会政策可以对经济做什么。社会政策可以维持最低安全,却不应通过再分配、价格、就业或集体消费持续修正市场产生的收入结构。
因此,有了新自由主义意义上的「脱钩」:
社会政策对经济结果的持续修正→最低限度的外部保障
这一变化与前几讲的秩序自由主义结构直接相关:竞争被视为需要法律规则维持的游戏,国家不掌握一个应由行政计划实现的经济终局,而负责确定游戏条件。到了本讲,社会政策也被纳入这个结构,它的界限由「不能破坏经济游戏」重新规定。
「不排除」规则:国家退出结果分配之后仍然做什么?
社会政策与经济唯一必要的接触点,是增加一条不会改变比赛过程、却防止某个参与者彻底输光的安全规则。于是:
国家功能=保证竞争规则+保证最低限度的不排除
福柯称它为「反向的社会契约」。社会契约通常假定主体通过加入契约成为共同体成员,经济游戏却率先包围所有人,没有人必须明确表示愿意参加。在这个游戏中,国家保证的是任何人在遭遇失败后仍保有再次进入游戏的最低条件。
这一步使「国家弱化」的含义更加精确。国家对价格、就业、收入差距和生产结果的直接责任被压低,同时它对游戏规则、资格边界和最低保障线的规定获得新的地位。公共权力的作用点从「决定结果」移动到「维持竞争能够继续」。
负所得税
负所得税(impôt négatif)不是法国新自由主义的原创,福柯把它追溯到美国新自由主义,再考察史多雷鲁、史多法艾斯如何在法国规划讨论中重新采用。他明确说明这一计划并未真正实施,因此这里分析的是一套能够暴露治理理性极限的规划方案,而非既成政策效果。
其基本机制很简单:对收入低于某个社会规定基准的人直接提供现金补助,随着劳动收入增加,补助逐步减少,但制度应当保持继续工作的收益,使受助者有动力重新越过基准。(第269—270页)
收入<最低基准 ⇒ 现金补助
劳动收入上升 ⇒ 补助递减,但总收入仍应上升
它与战后福利政策的差异并不只是支付形式变化,而是社会问题被重新定义。
第一 从贫困原因转向贫困结果
传统救助往往要求辨认某人为什么贫困,由此区分疾病、意外、失业等「可救助原因」,并长期形成「好穷人/坏穷人」「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的道德-行政分类。史多雷鲁的负所得税方案把判断标准压缩为一个可测量的位置:个体位于基准以上还是以下。(第270—271页)
因此:
原因审查→收入位置判断
这使救助在福柯看来可能减少官僚调查、治安审查和纪律性分类。与此同时,制度通过补助递减速度保留劳动激励,把行为引导从身份审查转移到收益结构。
第二 从相对贫困转向「绝对贫困」
福柯借史多雷鲁区分了两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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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贫困政策:关心最富与最穷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因而会进入整个收入分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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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所得税政策:只关心某个最低消费基准以下的人是否拥有基本生活条件。
于是,收入不平等本身不再构成社会政策必须纠正的问题。只要所有人高于最低基准,基准以上的差距原则上可以交给经济游戏处理。战后福利政策曾试图通过普遍化保障和再分配消解「穷人」这一独立行政范畴,负所得税则重新划出穷人与非穷人、受助者与非受助者之间的政策边界。
第三 从充分就业转向「起始人口」
负所得税的第三个后果把本讲推进到「人口」层面。只要政策承认市场经济不再承担充分就业义务,就必须允许一部分人在就业与失业、受助与非受助之间长期流动。最低保障使他们在跌破基准后仍能生存,劳动激励又使他们在市场出现需求时能够重新成为求职者。(第273—274页)
福柯把这类人口称为「起始人口」(population liminaire):
放弃充分就业 ⇒ 允许持续存在的非就业人口 ⇒ 最低保障维持其可生存性 ⇒ 市场需要时重新进入劳动市场
因此,失业不再只是一种必须通过宏观政策消除的异常,而可以被治理为劳动力储备的常态组成部分。18-19世纪资本主义曾依靠农村人口提供劳动力储备,福柯认为,在这种新模式中,被最低救助维持的人口开始承担类似的储备功能。基准以上,个人及家庭按照企业和竞争逻辑自我承担风险,基准以下,社会政策只确保最低生存与重新进入市场的可能性。
总结
微观权力:视角而非尺度↓拒绝以国家内生扩张解释20世纪政治↓转向不同治理术及其功能组合↓德国新自由主义在法国危机中被重新编码↓充分就业与普遍再分配失去首要地位↓经济过程与社会保障被要求脱钩↓国家职能重组为以竞争规则与最低不排除为核心↓负所得税以结果补偿和贫困基准替代总体再分配↓起始人口成为市场经济可调用的人力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