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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Klein & Taylor|末世法西斯主义:人工智能正在加速世界末日?

「访谈约9000字」

受访者: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阿斯特拉·泰勒(Astra Taylor)

主持人:艾米·古德曼(Amy Goodman)[译1]、胡安·冈萨雷斯(Juan González)[译2]

文献来源:「End Times Fascism」: Naomi Klein & Astra Taylor on Billionaires, Bunkers, AI, Gaza & the Far Right,Democracy Now!,2026年9月15日。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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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的简单重演。克莱恩与泰勒认为,当气候崩坏、核武器、人工智能与极端财富集中交叠,宗教末日论者、科技加速主义者和族裔民族主义者开始共享一种政治想象:世界将毁灭,而少数人可以躲进地堡、飞船、民族国家或数字云端。访谈从人工智能监管谈到加沙,再谈到阶级联盟与反抗,最终追问:面对被人为加速的灾难,人们是否还愿意留在这个世界,共同把它变得更适合生活?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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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古德曼: 谢谢你们愿意和我们谈整整一个小时。娜奥米,我们先从书名谈起。为什么叫《末日法西斯主义》?

娜奥米·克莱恩: 首先,谢谢你邀请我们,艾米。能在《民主现在!》(Democracy Now!)[译7]节目上发布这本书,真的很好。正如你说的,它今天早上才刚出版。我们好像一直有一种传统,总是在这里一起发布新书。

我们把书名定为「末日法西斯主义」,是因为我们想弄清楚:今天的极右翼极端主义,究竟有哪些东西延续自过去,又有哪些东西已经变了。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地,那些可以把政治谱系追溯到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的极右翼政党正在走向权力。就在不久前,德国某州举行了一场命运攸关的选举,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极右翼第一次赢得州级选举。法国的民意调查也令人非常不安。美国同样出现了越来越公开的法西斯主义表达,而且发出这些声音的人,来自政府和科技产业的权力核心。

但我们不认为这只是一次重播。我们不认为历史是在一个圆圈里循环。我们认为,现在更像是一部续集:法西斯主义的逻辑,也就是非人化(dehumanization)、制造「他者」、种族至上和等级秩序的逻辑,被带进了一个全球生存危机的时代。《民主现在!》的听众和观众当然知道,我们正生活在气候失序甚至崩塌的年代。我们还拥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不知道的工具,比如核武器。它们能够制造一种他们当年根本无法企及的、世界末日规模的暴力。

而法西斯主义总是在系统性危机中出现。它实际上是一种保护资本主义、阻止系统性变革的方式。想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针对战争造成的破坏,社会主义的回应不断壮大,随后又回应大萧条。法西斯主义便在这个时候崛起。我们把它称为「资本主义的威胁应对机制」,也称作「露出獠牙的资本主义」。它要做的,是把社会大众的所有愤怒引向替罪羊。

今天也是如此。全球危机原本可能把社会推向系统性变革,但也可能出现我们所谓的「末日法西斯主义」回应:「那就让它烧吧。」现在,争斗围绕着谁能在未来活下来展开。

现在,人们开始修地堡、造火箭、准备逃生舱。对宗教末日论者来说,那甚至真的是一座「天空中的地堡」,也就是基督教末世论里的「被提」(Rapture)[译8]。但「被提」同时又成了一种世俗故事的模板。我们在书里把它叫作「财富被提」(wealth rapture):如果你掌握足够多的资源,就可以设法把自己从这些共同威胁造成的后果中「提走」。

所以,我们才把这本书叫《末日法西斯主义》。它还没有获胜。我们写这本书,恰恰是因为有人正在反抗。我们认为,如果能清醒地直视这幅令人恐惧的现实,它越是暴露在光下,就越不受欢迎。因为大多数人仍然珍惜我们唯一的家园。他们想留下来,也想把它变得更好。

地堡与核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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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冈萨雷斯: 娜奥米,那它和20世纪50、60年代有什么不同?冷战最紧张的时候,美国有不少人,尤其是上层阶级,在自家修建防空洞,因为他们相信核战争将会爆发。可后来,社会上越来越多人组织起反核运动,到80年代达到高潮。至少在军控条约这个层面,它迫使资本主义做出了一定自我约束。今天和当时究竟有什么不同?

娜奥米·克莱恩: 胡安,我想,差别恰恰在于:我们今天所谓的末日法西斯主义者,正在有步骤地拆掉当年建立起来的国际制度基础。

这里的三个派别,无论是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科技极端主义者,还是族裔民族主义者,彼此并非事事一致,但他们有一点高度一致:都想摆脱联合国。他们把联合国看成自己故事里的某种「敌基督」(Antichrist),有时甚至真的就这么叫。

你刚才提到的那段历史,我们在书里也写了。阿斯特拉对美国地堡文化的历史以及普通人怎样扭转局势做了很多研究。我们觉得,那是一段特别鼓舞人的历史,而且今天的人应该更熟悉它。我能把话交给我这位了不起的合作者阿斯特拉吗?

胡安·冈萨雷斯: 当然。

阿斯特拉·泰勒: 谢谢,也再次感谢邀请我们。

简单说,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的政策是鼓励民众在自家后院修建防空洞,把它当作面对核威胁的办法。最终真正这么做的家庭大概只有1%到2%。其中一个原因,是很多人本能地反感那种逻辑:难道我要保住自己,然后眼看邻居去死吗?

当时《时代》《生活》这些杂志上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主题甚至可以概括成「拿枪对着你的邻人」[译9]。有人说:「我们不想这样。我们不想躲进地下的洞里,枪口朝外,把我们在乎的人拒之门外。」

这也构成了核裁军运动的一个起点。真正把正确答案摆到桌面上的,是普通人。他们说:应该消灭核弹,而不是彼此翻脸、各自钻进地堡。今天仍然可以从这段历史里学到东西。

娜奥米·克莱恩: 这点特别有意思。当时的人理解得很清楚:你要么躲进地堡,只保护自己和自己人,要么就去解决危机的根源,然后说:「我们不能和这些武器一起生活,太危险了。」

阿斯特拉·泰勒: 对。

娜奥米·克莱恩: 你们都知道,核裁军运动取得过巨大的成功。我们在书里提出,它在许多方面成了自身成功的受害者。裁军运动赢得了那么多胜利,以至于裁军运动中的许多人开始相信:既然成千上万枚核弹头都已经被成功裁撤,那么掌权者自然会把剩下的事情做完。一个新时代仿佛已经到来。

大部分核库存的确被削减了,可削得还不够。现在我们又进入重新武装的阶段,人工智能还被嵌入核武库。因此,我们在书的结尾呼吁发起一场「三重裁军运动」。

胡安,我们还提出了一个你可能会感兴趣的新说法,叫「斯蒂芬·米勒测试」(Stephen Miller test)[译10]。它的意思很简单:最强大的工具、最强大的武器,迟早会遇到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如果你不希望这些工具有一天落到斯蒂芬·米勒手里,那么这样的工具就不应该存在。

这个原则适用于核武器,也适用于人工智能。它还适用于财富集中本身。我们认为,当财富在经济顶端集中到今天这种程度,它本身就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以,我们需要拆除「财富炸弹」「科技炸弹」,当然还有真正的炸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那些极其危险、在道德上毫无底线,而且似乎态度十分随意的人——从特朗普最近的帖文就能看出,他们面对末日只是耸耸肩——会像磁铁一样相互吸引。

中国成了AI失控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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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冈萨雷斯: 我想接着问一个问题,书里很少谈到多极世界的兴起,也很少谈东亚崛起。全球产业工人阶级的重心正在转向中国、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以及巴西和墨西哥。很多人认为,这就是美国经济支配地位以及资本主义市场继续扩张所遇到的最大障碍。

而你们所谓的那些末日论者,最担心的恰恰也是这个。他们非常在意中国,可书里完全没有提到中国及其对美国霸权和资本主义的影响。

娜奥米·克莱恩: 我认为,「中国威胁」这个说法其实是人工智能无阻力扩张的一个核心理由,实际上是他们手里唯一的理由。我们在书里确实写到过,但你说得对,它不是本书的中心。我们的重点更放在美国,也关注这种政治怎样被推向拉丁美洲和欧洲。

但我确实认为,多极世界的威胁非常关键。现在,面对来自企业内部、甚至人工智能公司内部的警告,特朗普实际上只剩一句话:「可是中国呢?可是中国呢?如果我们不做,他们就会做。」

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人工智能并不需要以今天这种去监管化的方式发展,也不存在「否则中国就会这样做」的必然性。中国反而更愿意在多边体系内部接受对这些技术的监管和规则约束。真正不断破坏这些协议的,是美国。

今年「末日钟」(Doomsday Clock)[译11]重新调整的时候,那一幕本来就总让人心惊,今年尤其如此。时钟又向前拨了四秒。科学家列出的不只是生物武器、核武器和人工智能这些威胁,他们还特别指出,特朗普政府正在攻击那些中国等国家也参与其中的国际协议,干脆宣称:「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

所以,我认为问题有两层:一是危险工具本身,二是所有限制这些工具的努力正被拆掉。

阿斯特拉·泰勒: 还要看掌权者给自己讲的是什么故事。我们一直追踪这样一种倾向:某些权力集团主动拥抱世界末日叙事,拥抱哈米吉多顿,拥抱「末世将临」的想象。

当然,并不是全世界每一个政府都这么想。它在美国政治阶级的某些支系、以色列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尤其有力量。我们从来没有说这个解释可以套用整个世界。因此,有些非常强大的国际行动者并不处在本书论点的中心。

硅谷为什么押注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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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古德曼: 阿斯特拉、娜奥米,你们在书里写彼得·蒂尔,说:「今天,他过去的同事和门徒中,数量惊人的一批人占据了特朗普政府所有部门的权力职位。其中后果最重大的,是副总统万斯。」

能不能解释一下,彼得·蒂尔是谁?他的核心圈子如今进入美国权力核心意味着什么?还有这些最近不断出现在新闻里的科技巨头。特朗普就职的时候,他们都站在他身后。可在此之前,有些人反对过特朗普,甚至一度把他赶出自己的平台。我们说的是贝索斯、扎克伯格这些人。

阿斯特拉·泰勒: 彼得·蒂尔是一位权势很大的亿万富翁和风险投资家,长期活跃于硅谷。他属于所谓「PayPal黑帮」(PayPal Mafia)[译12]。他与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共同创办了 PayPal,当然还有埃隆·马斯克。萨克斯曾任特朗普的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事务负责人。

蒂尔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他很早就公开站在极右翼一边,而且毫不掩饰。从斯坦福大学本科时期开始,他就和大卫·萨克斯合写过一本反「政治正确」的书。他长期走在反民主立场的前面,起初还带有准自由意志主义(quasi-libertarian)色彩,如今已经非常明确地转向威权主义。他写过「民主与自由是不相容的」这类话。2015年,他也是硅谷最早公开支持特朗普的人之一。

正如我们在书里写的,蒂尔的很多门生如今已经掌握权力,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万斯。万斯自己写过,他听了一次蒂尔的演讲之后,人生方向彻底改变。那场演讲把他带到硅谷,去做风险投资人——当然,也谈不上多么辉煌。

但他在那里结识了后来资助其政治上升的关键人物,其中就包括蒂尔。蒂尔曾向万斯捐出创纪录的1500万美元,几乎可以说,是这笔钱启动并支撑了他竞选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的道路。也是蒂尔居中撮合,让万斯得以在海湖庄园与特朗普见面,并为自己曾经把特朗普称为「希特勒」而道歉。所以,万斯当然属于那种曾经反对——

艾米·古德曼: 解释一下吧,万斯当时说——

阿斯特拉·泰勒: 万斯过去支持过绿色能源,也反对特朗普。他说特朗普会误导人,许下空头承诺,比如修边境墙,却根本不会改善普通人的生活。但万斯同时也是一个相当机会主义的人。彼得·蒂尔促成了两人的和解。现在,我们认识的是一个「VC VP」——一个「风投副总统」[译13]。

万斯在我们书里还很关键,因为正是他帮助人工智能产业与特朗普走到一起。大家还记得,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总在抨击大型科技公司,一直把「Big Tech」当敌人。

后来,万斯在大卫·萨克斯家里组织了一场晚宴,特朗普就此登上了人工智能这趟列车。那是一场筹款活动,同时也是一次推介会。万斯在硅谷的伙伴们向特朗普兜售人工智能:它当然会有利于经济,但对化石燃料产业尤其有利。

今天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把全部筹码都压在人工智能上,其他方面却没怎么投入。所以,当我们看到特朗普第二次就职典礼那张著名照片,看到一排科技公司高管坐在最前面时,我们的判断是:真正让他们转向、让他们转向法西斯主义,并与特朗普政权结成这种惊人联盟的,是人工智能,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吞下整个经济」的承诺。

娜奥米·克莱恩: 这个联盟给他们带来了惊人的回报。它制造了第一个万亿富翁,也制造出一些号称估值大致相当于整个美国经济规模的公司。

这些科技巨头想从特朗普那里得到什么?他们想要一块「边疆」(frontier),而他们也确实得到了。今天大家总在说「前沿人工智能」(frontier AI)[译14]。但如果真的想想「frontier」这个词,它同时意味着一块西部荒野,一块没有规则的地带。

他们对上一届政府真正不满的,恰恰是那里还有一些规则。那些规则根本谈不上激进,甚至非常简单,比如深度伪造必须标识,又比如要设置护栏,防范人工智能与武器系统整合所带来的那些风险,以及人工智能失控的可能性。几年前,这些问题就已经摆上桌面,联合国也讨论过。

有意思的是,他们总拿中国当妖魔,仿佛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美国必须在没有规则的情况下部署人工智能。可中国监管人工智能的规则,比美国多得多。比如,它不允许儿童与人工智能形成那种会让孩子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在和朋友、机器人、治疗师,还是别的什么东西说话的私人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不这么干,中国就会这么干」首先就是一句谎话。只是很多人根本不了解中国究竟怎样监管人工智能,于是很容易被这套话术骗过去。

我最近一直在想,我们得记住,当初要求把人工智能变成「无规则边疆」的力量有多主动。现在,这些首席执行官忽然一个个站出来说:「请监管我们吧。我们也会自我监管。我们知道应该被监管。」

他们仿佛忘了,正是自己当初要求开辟这片西部荒野,给它出钱,还和特朗普结成战略联盟,好让特朗普替他们把无规则环境送上门。现在,他们突然意识到:「好吧,也许走得太远了。我们得显得可信一点。」可特朗普的回答是:「休想。」

他为什么说「休想」?因为他已经把整个美国经济搞得一团糟,而现在唯一还能撑住他的,就是人工智能股票泡沫。他害怕这个泡沫在中期选举之前,或者下一次总统选举之前,在自己身上炸开。

而且,他本人也深度卷入其中。由于这届政府泛滥的腐败、他从加密货币中赚到的钱,以及他本人和家族以各种方式投资人工智能,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富。所以才会出现这种近乎慌乱的动作,比如在黄仁勋站在台上时直接打电话过去,对大家说:「别担心,我们什么都不会做。」

不过,如果你允许我多说一句,有一个神话让我很有感触。总有这种寓言:男人造出了技术,后来技术却从他们手里滑走。《魔法师的学徒》《弗兰肯斯坦》都是创造者造出怪物的故事。

现在这些科技巨头也在讲同一个神话:「糟了,我们造出了一个强大的怪物。它脱离了控制,现在要毁掉我们。」

我倒认为,这个神话的确正在应验。但怪物不是人工智能,艾米。怪物是唐纳德·特朗普。他们创造了特朗普。他才是他们造出来的怪物。现在这个怪物失去控制,怎么也停不下来。于是,他们反倒开始说:「等等,是不是跑得太快了?」

废墟上的「新加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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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古德曼: 我想把话题转到加沙。

现在威尼斯刚刚出现一部电影。两位以色列导演雷切尔·绍尔(Rachel Szor)与尤瓦尔·亚伯拉罕(Yuval Abraham)推出了纪录片《NAZA》[译15]。以色列政府里已经有人威胁要剥夺他们的公民身份。影片依据一些以色列高级官员的匿名讲述,涉及在加沙对杀戮的刻意实施。

娜奥米·克莱恩: 对,而且还涉及人工智能怎样被用于这些行动。我自己还没看这部片,但非常想看。可它强调的,其实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巴勒斯坦记者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个人代价,持续记录这场被实时直播的种族灭绝。

艾米·古德曼: 过去两年里,已有超过250名巴勒斯坦记者被杀。

娜奥米·克莱恩: 正如我们在短片里说的,特朗普政府正在讲一个故事:末日之后会出现天堂。他们称它为「新加沙」。

我们把这件事放在全书开头,因为它把这套叙事压缩到了最极端、也最纯粹的形式。我认为,这是人类讲过的最危险的故事。它是一个《圣经》式的故事。无论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它都深深编码在我们的文化里。

这个故事说:先有洪水,先有末日,先有大规模死亡。然后,从大规模死亡、从大清洗、从上帝的震怒里,金色城市才会出现,少数「被拣选者」才会获得天堂。

这就是洪水与方舟的故事,在《启示录》里,它采取了最暴烈的形式。对于那些真的按字面相信它的人来说,这种故事已经混淆了善恶之间的区别。现实里原本应该成为警报的东西——气候灾害、新冠疫情等表明事态正在崩坏的迹象——本该让人说:「我们正身处危机,必须行动。」

可在末世论者眼里,这些灾难反而会变成征兆:「不,这说明我们已经进入末日时代。」虽说这对许多人可能是坏事,但对少数「被拣选者」而言,其实却是大好事。

所以,我们才从「新加沙」这个神话开始。加沙的末日废墟上不会长出什么天堂,可特朗普政府讲的就是这个故事。他们提出的是一个私有化的天堂。他们借用了《圣经》叙事,可目的当然是赚钱,因为这毕竟是特朗普政府。他们想在集体坟墓上盖豪华公寓。这甚至不是比喻,而是一项字面意义上的计划。

我们还认为,「和平委员会」(Board of Peace)[译16]在国家私有化的演进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特朗普政府不只是在攻击联合国、削减联合国经费,还试图用一个叫「和平委员会」的机构去取代联合国。按这一设想,特朗普会终身担任负责人,他们自己会控制这个机构,并给自己安排豁免权。

这也是我们所谓「地堡化」「逃离」的一部分。他们看待国家,就像看待一个矿区。他们看美国,像看一块可以开采的土地。要开采的不只是财富和资源——我们已经亲眼看着他们这么做——还包括对自己有用的其他东西,比如法律豁免权。「和平委员会」就能给他们这些东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从这里写起。

它还把这个联盟的不同部分连在一起。宗教极端主义者里既有基督教锡安主义者(Christian Zionists),也有弥赛亚主义犹太教徒(messianic Jews)。有些人真的相信,加沙和伊朗正在发生的事情说明弥赛亚即将到来。在他们看来,暴力越大越好。

你们节目也报道过,美国军队里有军官提出投诉,说自己的上级告诉他们,应当欢迎伊朗出现世界末日规模的暴力,因为那意味着耶稣即将再临。

但这套故事并不只属于宗教极端主义者。它也有世俗版本。我们不认为特朗普真的相信《圣经》版本的末世叙事,但我们相信,他相信某种「财富被提」。当你看到那些人工智能生成的「新加沙」图像,再看到特朗普亲自转发它们时,就能感觉到,这些故事已经怎样扭曲了他的思维。

反抗,从留下来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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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冈萨雷斯: 阿斯特拉,时间不多了。我想请你谈谈反抗运动,谈谈面对法西斯主义上升,各种人民运动正在做什么。

也许你还可以回应一下马克思主义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译17]这类批评。他的基本判断是,美国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群众基础主要来自中产阶级。沃尔玛、塔吉特这些巨型企业把很多小商户挤出市场,连锁加盟商和其他小业主也被顶端垄断资本的增长压了下去。于是,这些人转向法西斯主义,试图在那里寻找救赎。

阿斯特拉·泰勒: 我先回答第二部分。

法西斯主义一直是一场「受挫的强势者」(the injured powerful)运动。它在政治精英、企业精英与那些并非社会最底层、却觉得自己失去了地位的人之间制造「纵向团结」[译18]。然后,它把这些人的不安全感继续向下引导,指向更脆弱的替罪羊:移民、跨性别儿童、女性主义者,而不是让愤怒向上指向寡头和政客。

我们正是这样理解埃隆·马斯克收购X,也就是原来的推特。他买下这个平台,实际上获得了对一个媒体生态的控制能力,可以把愤怒向下导向左翼和弱势群体,避免这种愤怒被组织起来,反过来指向像他这样的人。

所以,福斯特的判断有道理。法西斯主义确实会制造我们所谓的「纵向团结」,以此保护资本主义、保护现状。过去如此,今天也如此。

要组织反抗,就必须创造「横向团结」(horizontal solidarity):不把弱势者变成替罪羊,重新建立自己的联盟,甚至去寻找过去不太可能合作的人。

我认为,现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正在增长的反法西斯抵抗里,已经能看到这种迹象。娜奥米刚才也说了,我们追踪的「末日法西斯主义」本身并不一定是一套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它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三个群体组成的、内部矛盾很多的联盟:宗教末日论者、科技加速主义者(tech accelerationists)[译19]和族裔民族主义者。

他们真正共享的是一种预期:未来会越来越不稳定。我们在书里说,他们一边造自己的方舟,一边制造洪水。他们正在加速崩塌。他们已经决定:那就让灾难来吧,然后抛弃这个共同世界。有人幻想躲进堡垒化的民族国家,有人幻想升入天堂,还有人幻想把自己上传到数字云端。

因此,抵抗的根基必须是一种留在地球上的愿望,一种对「这里」的承诺。书里有一处,我们称这些人为「受造世界的叛徒」(traitors to creation)。我们很慎重地使用「叛徒」这个词。我们不是说他们背叛了国旗或民族国家,而是说他们背叛了地球上的生命,背叛了共同的人性,也背叛了共同的星球。

我们把这种相反的承诺称为「此地性」(hereness)[译20]。我认为,今天席卷美国的反数据中心运动里,可以看到它。人们抵抗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时说:「不,我要保卫自己的社区,也要保卫我的邻居。」工人站起来争取劳动权利,而法西斯主义历来会攻击这些权利。人们也在保护环境,反对拘留中心。

全世界都能看到抵抗增长。但我认为,对我们而言,数据中心反抗是最主要的一场抵抗,因为它正在重新划线。几年前甚至一年前可能还在文化战争问题上彼此敌对的人,现在开始走到一起。他们突然发现:「等等,我们其实有不少共同利益。有一个阶级真的想用机器人替代我们。也许,我们应该站在人类这一边,对抗机器。」

娜奥米·克莱恩: 也包括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小企业主,胡安。

这恰恰创造了建立新联盟的机会,因为特朗普已经背叛了不少第一次投票给他的人。当然,麻烦在于,不少有权势的民主党人同样拿大型科技公司的钱,因此不愿意利用眼前这个议题。一位喜剧演员——我记得是在麦迪逊——把反对这些大型科技公司称作「自啤酒以来最跨党派的问题」。

可你真想从这个巨大、跨党派的反感中取得政治优势,就得敢于反对自己的金主,或者一开始就别拿他们的钱。

胡安·冈萨雷斯: 娜奥米,我还想问这些「人工智能法西斯主义者」的商业模式。假如他们真的赢了,把数百万人赶出工作岗位,那他们以后还怎么赚钱?

毕竟,在早期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亨利·福特(Henry Ford)相信,工人必须拿到足够生活的工资,这样他们才有能力购买资本家生产出来的商品。

娜奥米·克莱恩: 我不确定他们把这件事想得有多完整。短期内,他们大概觉得主要可以把产品卖给其他企业。

但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它是泡沫,也是一场攫取过程。眼下,这个泡沫的结构已经被安排好,一旦爆炸,代价会直接落在劳动者和他们的养老金头上。

阿斯特拉·泰勒: 我想他们还觉得,和政府、军方结盟能赚很多钱。

彼得·蒂尔的同事、帕兰提尔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Alex Karp)有一句话,我们在书里引用过。他的原话大意是:「如果这些科技公司以为自己可以拿走所有人的工作,却不和军方合作,那他们就是——」我把他的措辞改文明一点,「那他们就是愚蠢。」

他这话的意思基本上是:如果你打算制造一种会引发「就业末日」的技术,那么你同时也必须与国家结盟,帮助它建立用来实施警务管控、控制——

娜奥米·克莱恩: 还有镇压。

阿斯特拉·泰勒:——还有遏制大量被剥夺者的机制。

艾米·古德曼: 最后,我想用你们书的结尾收束今天的节目:

「我们并没有选择出生在一场后果如此重大的斗争中,可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做出选择的关口。我们可以跟随末日法西斯主义者一道走向毁灭,也可以承诺去建设一场让他们真正恐惧的运动——它不守规矩,跨越边界,夺走他们手里的武器,追究他们的罪责,并守护此地的天堂。」

▼ 译者注(框内可滑动)

[译1]艾米·古德曼(Amy Goodman),美国记者,《民主现在!》共同创办人及长期主持人。该节目自1996年开播,以独立新闻、反战报道、劳工与社会运动议题见长。

[译2]胡安·冈萨雷斯(Juan González),美国记者、作家、劳工与拉丁裔政治议题评论者,《民主现在!》长期共同主持人。

[译3]雅各布·考克森(Jacob Coxon),曾任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研究人员。访谈开头所引内容来自他对高性能人工智能潜在生存风险的公开警告。Anthropic 由前 OpenAI 成员于2021年创立,主要开发 Claude 系列大语言模型。

[译4] *《末日法西斯主义:为生者世界而战》(End Times Fascism: And the Fight for the Living World, 2026)*,娜奥米·克莱恩与阿斯特拉·泰勒合著。英文版于2026年9月15日出版。两位作者用「末日法西斯主义」概括一种由宗教末世论、科技加速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拼接而成的当代右翼政治形态。

[译5]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源于《新约·启示录》,原指末世终局之战,现代英语中常泛指毁灭性终局或世界末日。本文保留其宗教语感,因为作者正是在讨论宗教末世论怎样进入世俗政治语言。

[译6]债务集体(Debt Collective),美国债务人组织与行动网络,关注学生债务、医疗债务和住房债务等问题,并倡导债务减免与集体协商。泰勒是其共同创办人之一。

[译7] *《民主现在!》(Democracy Now!)*,美国独立新闻节目,1996年创办,长期报道战争、劳工、社会运动、气候政治与美国国内政治。本文为其2026年9月15日节目逐字稿。

[译8]被提(Rapture),美国福音派末世论中影响很大的观念,指末世到来前或到来时,真正的信徒被超自然地带离地面,与基督相会。克莱恩、泰勒把这一宗教结构世俗化为「财富被提」:精英并不解决共同危机,而是试图凭借财富脱离共同命运。

[译9]「拿枪对着你的邻人」(gunning thy neighbor),影射基督教伦理中的「爱你的邻人」(love thy neighbor)。1961年美国围绕私人防空洞曾爆发著名争论,《时代》杂志同年刊出〈Gun Thy Neighbor?〉,讨论核战争来临时地堡拥有者是否会用武器阻止邻居进入。这场伦理争论后来成为反核叙事的重要材料。

[译10]「斯蒂芬·米勒测试」(Stephen Miller test),克莱恩与泰勒在书中提出的判断法。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是特朗普阵营长期政策顾问,以强硬移民政策和民族主义立场著称。

[译11]末日钟(Doomsday Clock),由《原子科学家公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自1947年开始维护的象征性时钟,以「距离午夜还有多少时间」表示核战争、气候变化、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等人类生存风险。

[译12]「PayPal黑帮」(PayPal Mafia),媒体对 PayPal 早期创办者和核心员工群体的非正式称呼。成员后来分散进入风险投资、社交媒体、航天、人工智能等产业,彼得·蒂尔、埃隆·马斯克等人常被列入其中。

[译13]「VC VP」 是泰勒的双关语。VC 是 venture capitalist,即「风险投资家」;VP 是 vice president,即「副总统」。她借此讽刺万斯从硅谷风险投资人进入副总统职位的政治路径。

[译14]前沿人工智能(frontier AI) 通常指能力处于当前技术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模型。克莱恩特意利用 frontier 的另一层历史含义——「边疆」「西部荒野」——指出科技公司追求的其实是一块监管尚未确立、规则可以被推开的空间。

[译15] *《NAZA》(NAZA, 2026)*,尤瓦尔·亚伯拉罕(Yuval Abraham)与雷切尔·绍尔(Rachel Szor)执导的纪录片,入围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影片以匿名访谈等方式追踪以色列军方在加沙战争中的目标识别、人工智能与杀伤决策机制。本文录制时,影片刚在威尼斯电影节引发强烈争论。 。

[译16]和平委员会(Board of Peace),特朗普政府在加沙战后治理与重建问题上推动建立的机构。2026年1月在达沃斯签署章程,并以国际组织形式运作。克莱恩在访谈中把它解释为国家职能私有化和绕开联合国多边机制的一个案例。此处是受访者的政治判断,不等于对其法律地位的中性描述。 参见白宫章程签署记录。

[译17]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美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长期编辑,主要研究垄断资本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冈萨雷斯在这里援引的是一种经典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解释:法西斯运动可在垄断资本与地位受损的中间阶层之间形成政治联盟。

[译18]纵向团结(vertical solidarity),本文指社会地位不同但都希望维持等级秩序的群体沿权力轴结成联盟,例如企业与政治精英同地位焦虑的中间阶层相互联结,再把不满向更弱势者转移。泰勒以「横向团结」(horizontal solidarity)作为对照,指劳动者、社区、小企业主和受歧视群体围绕共同物质利益形成联盟。

[译19]科技加速主义者(tech accelerationists),这里主要指主张尽可能快速推进人工智能与相关技术、反对监管限制的一类硅谷政治—技术思潮。它与更广义的加速主义哲学并不完全相同,本文采用语境化译法。

[译20]此地性(hereness),克莱恩与泰勒在书中用来概括一种拒绝「逃离共同世界」的政治伦理。它强调留在地球、社区与具体生活关系之中,而非把希望寄托在地堡、太空殖民、民族堡垒或数字上传上。若按字面可译为「在这里」,正文用「此地性」保留其作为概念名词的功能。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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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加拿大记者、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现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气候正义教授,并共同主持气候正义中心。她长期研究全球化、灾难资本主义、气候政治、右翼阴谋文化与生态法西斯主义。代表作包括《No Logo》(No Logo, 1999)、《震撼主义:灾难经济的兴起》(The Shock Doctrine,2007)、《天翻地覆:资本主义VS.气候危机》(This Changes Everything, 2014)和《分身:与阴谋论者交锋的镜像世界之旅》(Doppelganger, 2023)。

阿斯特拉·泰勒(Astra Taylor),美国一加拿大作家、纪录片导演和政治活动人士,「债务集体」共同创办人。她的研究与公共写作集中于债务政治、经济不安全、数字平台与民主。著有《人民的平台:在数字时代夺回权力与文化》(The People's Platform,2014)和《不安全的时代:在万物崩解时重新走到一起》(The Age of Insecurity,2023)。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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