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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麦克拉伦|威权主义者为何恐惧教育?想象另一种未来的批判教育学 2026/10/11

「正文约6500字」

受访者: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

采访及前言:奈拉·阿拉维(Naila Alavi)

文献来源:Why Authoritarians Fear Education: Peter McLaren on Critical Thinking(《威权主义者为何恐惧教育:彼得·麦克拉伦论批判性思维》),LA Progressive,2026年10月11日。

译者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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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政治为何如此在意教科书里的句子、教师说过的话,以及学生能够提出的问题?在这篇访谈中,批判教育学学者麦克拉伦将围绕学校的政治斗争,放入历史记忆、资本主义的情感政治与数字平台的教育功能之中考察。他认为,算法正在组织人们的恐惧和愤怒,而批判教育学必须走出教室,进入独立媒体、社区组织与数字公共空间,帮助人们重新获得理解世界、想象未来和参与改变历史的能力。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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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审查制度、历史改写,到社交媒体算法与数字法西斯主义,彼得·麦克拉伦谈论威权运动如何试图控制公众意识,以及教育为何始终是一股有力的抵抗力量。

印度进步主义数字平台及刊物《库拉尔》(The Kural)[译2]近日发表了一篇分为三部分的长篇访谈。受访者是知名加拿大裔美国学者、批判教育学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彼得·麦克拉伦。访谈由奈拉·阿拉维主持,以「谁有权想象未来?」(Who Gets to Imagine the Future?)为题,探讨当下的教育与社会理论。

奈拉·阿拉维:我第一次遇见彼得·麦克拉伦,是在硕士一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当然,我说的不是面对面的相遇。我们与许多后来在思想生活中变得举足轻重的人,最初相遇的方式大抵如此:他的名字出现在一份阅读书单上。那时,我刚开始认真思考教室,以及栖居于教室之中的政治。此后数年,我的问题渐渐转向教育、童年、情感,转向制度如何参与塑造我们对自身和周围世界的理解。而我总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批判教育学,回到彼得的著作。有些学者给你答案,有些学者改变你提问的方式。对我来说,彼得的研究更接近后者。

访谈开始时,我谈的是教育。我以为我们会讨论教室、大学、课程,以及今天学术空间遭受的攻击。我们确实谈了这些。但彼得一次次把谈话带向更大的问题。为什么权力恐惧教室?这个问题引出了记忆与历史能动性(historical agency)。谈到儿童,我们又转向一场政治争夺:究竟谁有权塑造未来?当谈话进入羞辱、怨恨、民族创伤和道德恐慌的语言时,彼得把政治经济学与情动(affect)[译3]联系起来,说明支配结构也必须获得自己的情感生命。接下来,我们谈到注意与分心,谈到想象和替代方案的可能性,最终抵达算法、数字基础设施、监控、情动公众(affective publics)[译4],以及他所说的「后数字法西斯主义」(post-digital fascism)[译5]。

随着彼得的答复陆续寄来,我渐渐意识到,这场谈话已经有了它自己的行进方向。我们先讨论教育的政治,以及谁有权想象未来;随后进入感觉、注意力和想象的政治;最后来到一个仿佛汇集了此前所有问题的追问:批判教育学今天栖身何处?

谁有权想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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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维: 今天,世界各地的威权政治日益通过攻击大学、改写教科书、禁用词语、管控教师,以及摧毁人们聚在一起进行批判性思考的空间,来启动自己的文化工程。权力为什么如此惧怕教室?人们共同思考这件事,究竟有什么地方会威胁右翼的政治计划?

麦克拉伦: 我的名字出现在「教授监视名单」(Professor Watchlist)[译6]上时,我想起了威权运动数百年来一直明白的一条道理:要控制一个社会,必须先塑造这个社会如何记忆、如何思考、如何学习。这份名单是美国转折点组织(Turning Point USA)发起的项目,当时该组织由不久前遇刺身亡的查理·柯克(Charlie Kirk)[译7]领导。柯克是当代美国右翼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也是特朗普的亲密盟友。他积极倡导某种基督教民族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力图把宗教认同与日益威权化的政治愿景结合起来。他领导的组织投入大量精力,把那些被认为不够忠于保守主义价值观的教育工作者、学生和学术机构列为攻击目标。

「教授监视名单」表面上宣称要揭露那些被指控传播「激进」思想的教授,实际上却是一场更大规模恐吓行动的一部分,意在恐吓批判性教育工作者,并把知识探究本身描绘成威胁。被公开针对的远不止我一个,还有数百名教授。然而,这个项目的存在恰恰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教室在政治上无足轻重,为什么还要花费如此大的力气管控它?

威权运动所恐惧的,不只是知识本身,还有普通人可能意识到:自己是历史的创造者,而非历史摆布的对象。

今天针对大学、教师、图书馆、课程及公共知识分子的攻击,绝非偶然。纵观历史,威权运动始终明白一个自由民主制度常常忘记的事实:教育从来不只是传授知识。它根本上是一场围绕意识本身展开的斗争。

权力惧怕教室,因为教室里存在一种可能:人们开始批判地阅读世界,不再只是设法适应世界。威权政治需要把现存社会安排说成天经地义。它要让人相信,等级不可避免,不平等是人们应得的处境,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而当下的秩序已经是未来唯一现实可行的模样。批判性教育会动摇这些假定。它开辟空间,让学生能够提出那些危险的问题:现存制度让谁受益?谁的声音被排除在历史之外?为什么某些苦难迟迟不能终结?还有没有其他可能?

这里的问题也不只是知识,而是集体形成的知识。一个独自思考的人或许会在私下质疑权威;但当人们聚到一起分析自己的经历,比较各自的历史,并想象别样的社会生活时,批判就可能成为社会力量。威权运动知道,教室、大学和文化机构能够成为民主可能性的实验室。它们是少数几种公共空间,人们可以在那里学会把个人困境与更大的权力结构联系起来,把自己理解为历史行动者,而非被动的旁观者。

因此,攻击教育的行动往往伴随着改写教科书、查禁书籍、管制语言、审查教师,以及制造历史失忆。无论在美国、印度、巴西、匈牙利、土耳其,还是其他地方,我们见到的模式都非常熟悉。通往威权统治的道路,常常是由一连串使教育服从民族主义神话、文化顺从和意识形态忠诚的措施铺成的。这些措施的目的不只是压制信息,还要管控记忆本身。记忆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提醒人们:社会曾经改变,因此仍然能够改变。历史意识削弱了现存秩序是永恒、自然或神圣的这一威权主义幻想。

右翼威权政治最害怕的,并不是有人提出异议,而是具有批判性反思能力的民主公众逐渐形成。它所恐惧的集体思考,会揭露权力的矛盾,让被边缘化者作为人的面貌重新显现,也会培养人们想象一个与我们所继承的世界不同的世界的能力。教育在最好的时候会告诉人们:现实不是必须俯首接受的命运,而是可以亲身介入的一片斗争场域。

批判性教育对威权主义最深切的威胁,在于它能够使人由历史的客体转变为历史的主体。它教人明白,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既然由人创造,就仍然可以由人改造。每一种威权政治都试图宣告「别无选择」,以此封闭未来。而每一间批判性的教室,都能借由提醒人们「历史尚未完成」,重新打开未来。

正因如此,教室依然是社会中最重要的政治空间之一。这里是少数几个能够通过批判性对话挑战人为制造的无知、让希望与犬儒主义交锋的地方;人们也能在这里学会,民主不只是一套治理方法,还是共同生活的方式。威权主义从攻击那些教人如何思考的机构开始。批判教育学则从帮助人们发现:未来依然有待他们亲手创造,开始自己的工作。

感觉、注意力与想象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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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维: 您曾大量论述资本主义对教育的影响。然而,今天许多围绕大学和课程展开的斗争,似乎较少诉诸经济论证,而更多使用羞辱、文化衰落、民族创伤、道德腐败,或者「某种生活方式正在遭受威胁」之类的叙事。您如何理解这些情感叙事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支配计划在多大程度上既通过物质条件,也同样通过管理集体情绪来运作?

麦克拉伦: 多年来,我一直主张,资本主义对教育施加着巨大影响。它塑造的不只是学校教什么,还有整个社会如何定义知识、成功、公民身份以及人的价值。不过,如果以为支配制度主要只靠经济机制运行,那就错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还必须经由文化、身份、记忆与情感发挥作用。人活着,并不只受物质利益驱使。我们也生活在故事、恐惧、抱负、怨恨与希望之中。

这也是当代威权运动谈论羞辱、衰落、民族创伤、道德腐败,或者珍视的生活方式正在丧失,往往比谈论经济更加频繁的原因之一。这些叙事承担着实实在在的政治工作。它们把复杂的结构性问题改写成足以激发情感的故事,在故事中找出敌人、归咎罪责,并许诺救赎。

经济生活缺乏保障、不平等扩大、就业不稳定,再加上生态危机与社会关系的破碎,使焦虑蔓延到社会各处。而这些状况的成因往往难以辨认,要向它们发起挑战则更加困难。威权运动常常引导人们把焦虑投向象征性目标,而不是关注结构性不平等、财富集中,或者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知识分子、移民、少数族裔、记者、教师、女性主义者、LGBTQ群体以及政治异见者,就此成为方便的靶子。社会中的挫败和愤懑,被投射到他们身上。

由此看来,情感叙事并没有取代政治经济关系(political economy )[译8],而是对这些关系起着中介作用。经济矛盾被转译成文化怨怼,结构性的不安全感变成道德恐慌。人们受到鼓动,开始把制度问题体验为内部敌人的背叛所造成的后果,而不是不平等社会关系的结果。

最让我担忧的是,这些叙事经常通过「剥夺的政治」(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发挥作用。人们受到鼓动,相信自己失去了某种至关紧要的东西:国家、文化、传统、地位、信仰,或者未来,都被人偷走了。有关「失去」的语言之所以在政治上有力量,是因为它确实触及了人们在生活中经历的不确定和失所之感。但威权运动并未因此提出民主的解决办法,反而把这些感受引向排斥他人且往往带有惩罚性的政治。

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占有特殊地位,因为它影响人们如何解释自身的经历。学校、大学、图书馆与文化机构,都会影响公民究竟是用历史的、批判的眼光认识社会问题,还是借助民族无辜与文明衰落的神话来理解社会问题。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教育机构都成为如此显眼的攻击目标。争夺的对象远不止课程本身,而是集体记忆和公众意识。威权运动明白,一旦人们学会批判地审视历史、识别权力结构、想象现存安排以外的选择,威权政治赖以生存的情感基础就会开始动摇。

在这里,「认识方式灭绝」(epistemicide)和「教育灭绝」(scholasticide)[译9]这样的概念尤为关键。前者指整套认识世界的方式遭到毁灭或抹除,后者指教育机构、知识生活,以及学习得以发生的社会条件受到摧毁。二者都不只是对知识的攻击,也是对人们共同想象不同未来的能力的攻击。它们试图收窄人能够思考和感受的边界,使现存权力关系看起来天经地义、不可避免,也不容挑战。

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译10]明白,支配所需要的不止是经济剥削,还需要塑造意识。人们必须被说服,相信世界不可能有另一种样子,必须受到鼓励,把「什么是可能的」的界限内化于心。正因如此,批判教育学如此重视「意识觉醒」(conscientização),也就是批判意识(critical consciousness)。争取解放所涉及的不止是物质条件,还有人们的感知、意义世界与希望。

所以,今天发生的并不只是不同政治纲领之间的冲突。公众的感觉本身,正在成为争夺的对象。威权运动试图把恐惧、怨恨、怀旧、屈辱和愤愤不平的情绪组织成政治力量,用来维系既有的等级秩序。民主运动则必须培养另一套情感能力:团结、同情、批判性反思、历史记忆与希望。

这里的希望,并非一种情感。它是一股政治力量,是拒绝接受「未来已经被决定」的姿态。当人们确信不存在其他选择时,威权政治就有了生长的土壤。民主教育却从相反的信念出发:历史依然开放,人有能力改变自己继承而来的生活条件,另一个世界依然可能。

因此,教育之争与集体情绪之争无法分开。谁能够塑造人们如何感受过去、现在与未来,谁就能够对政治生活施加巨大的影响。争夺的对象包括制度和资源,也包括恐惧与希望、记忆与想象、绝望与可能性。这场斗争最终关乎人们如何把自己理解为有能力塑造所处世界的历史行动者。

批判教育学今天栖身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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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维: 长期以来,批判教育学都把教室想象成一个解放的空间。但今天,许多年轻人主要通过算法、简短的愤怒表达、网红文化和数字宣传接触政治,而非通过教室。在这样的世界里,批判教育学如今栖身何处?教室还能同互联网的情感机器竞争吗?

麦克拉伦: 在批判教育学的传统构想中,教室是学生学习质疑既定观念、追问权力,并形成民主公民所需批判能力的地方。但必须承认,教育所处的地形已经发生剧变。今天,许多年轻人接触政治,主要依靠算法、网红、社交媒体信息流、数字奇观,以及我在其他地方称作正在兴起的「后数字法西斯主义」文化,而非主要依靠教室。

所以,关键不在于教室能否与互联网竞争,而在于批判教育学能否走出教室,直面数字时代那些正在塑造人们意识的新型教育力量。

许多教育工作者犯下的一个主要错误,是认为TikTok、Instagram、YouTube、X等社交媒体生态仅仅是传播技术。它们远不止于此。它们是教育机器(pedagogical machines),无时无刻不在施教。它们传授价值观、身份认同、欲望与恐惧,培养人们的注意习惯和政治参与方式。它们塑造人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

今天的数字环境,是一套规模庞大的教育装置,却基本不受民主问责机制的约束。算法决定什么能够被看见,什么会沉入无人问津的暗处。愤怒得到奖励,细致的辨析受到惩罚。强烈的情绪比审慎的推理传得更远。结果是,一种日益由奇观、速度和情动支配的文化正在形成。

这也是我讨论「后数字法西斯主义」的原因之一。与二十世纪的威权运动不同,当代支配形式借助精密的数字基础设施运作。早在明确的政治讯息出现很久之前,它们就已开始塑造人们的意识。权力越来越多地通过算法、数据攫取、监控技术、网红文化、情动操纵和注意力经济发挥作用,而这种注意力经济会奖赏委屈、怨愤和两极分化。

危险不只是错误信息,还在于主体性(subjectivity)本身正在被改造。数字技术正日益发挥着我所说的「情动工厂」(factories of affect)的作用。它们先组织情绪,再组织思想;先影响人们如何感受,再影响人们思考什么。恐惧、暴怒、羞辱、怨恨和焦虑,以惊人的速度在网络中流转,生成了可以称为「情动公众」的群体。维系这些群体的,主要是共同经历的强烈情绪,集体分析反倒退居其次。

威权运动非常了解这片地形。它们主要依靠奇观,而非理性论证来传播政治主张。它们调动身份、恐惧与幻想,创造出一个个数字生态,让怨愤成为获得归属感的来源,让愤怒本身变成政治参与的方式。自由主义机构仍然相信,政治主要是政策辩论的事情;相比之下,极右翼通常更懂得数字文化的情感结构如何运作。

这给批判教育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我不认为它已无路可走。教室依然重要,却不能再被视为批判性教育唯一的场所。批判教育学必须成为一项更广泛的民主事业,在文化、政治与数字空间中展开。它要帮助学生读懂文本,也读懂平台;认识意识形态,也认识算法;理解制度,也理解那些组织人们感知方式的基础设施。

今天的学生需要掌握批判性读写能力(critical literacy),看清数字系统如何引导注意力、制造欲望、把愤怒转化为收入,并使特定的现实图景成为常识。他们需要理解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译11]如何把人类经验转化为数据,算法系统又如何日益影响整个社会记住什么、遗忘什么、恐惧什么、渴望什么。

与此同时,批判教育学还必须拿出替代方案。仅靠批判的语言,它无法继续生存。它必须帮助创造可以称作「另类认知生态」(alternative cognitive ecologies)的空间,让对话、反思、团结和民主想象,能够在数字攫取和商品化的强制要求之外蓬勃生长。

这些空间可以是读书小组、社区组织、独立媒体项目、数字公地、文化运动、艺术合作,也可以是新形式的民主结社。目标不在于退出技术世界,而在于使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民主化。

弗莱雷教导我们,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学会批判地阅读世界。今天,世界越来越多地通过屏幕抵达我们面前。要在当下批判地阅读世界,就必须像前几代人学习阅读报纸、政府与社会机构那样,细致地阅读算法、平台、数据系统和数字基础设施。

所以,我们面前的斗争不只关乎教育,也关乎文明的走向。问题在于:数字技术是继续成为监控、商品化、分散注意力和威权操纵的工具,还是有可能进入一项建立在对话、团结、公正与集体繁荣之上的民主事业?

我依然怀抱希望,因为威权主义归根到底要靠封闭人的可能性来维持自身。批判教育学则从相反的前提出发。它坚持认为,人始终是尚未完成的存在,历史依然开放,新的未来仍然能够被创造出来。

单凭教室,的确无法与互联网的情感机器抗衡。但批判教育学从来就不该被困在教室之内。只要有人聚在一起发问、学习、想象、记忆,并为一个更加民主的世界共同斗争,批判教育学就在那里生活。在后数字法西斯主义的时代,这项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原文附载的采访者简介: 奈拉·阿拉维是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的一名本科生。她对社会持有普遍的怀疑态度,因此逐渐开始关注性别议题与少数群体权利。

▼ 译者注(框内可滑动)

[译1] 刊载文本对采访者身份有三种表述:开篇介绍称博士研究者;前言提到硕士第一学期的经历;文末简介称本科毕业年级学生。三者在同一刊载文本中的并存使其学籍及简介时点无法确定,本文分别按原文保留。

[译2] 《库拉尔》是本文所述访谈最初刊载的印度数字平台;平台性质及访谈分为三部分等信息来自本文前言。「库拉尔」沿用原译的音译。

[译3] 本文用 affect 讨论情感如何参与支配关系及数字传播,译作「情动」,并保留 emotion 的「情绪/情感」和 feeling 的「感觉/感受」。但作者没有在访谈中给出三者严格的本体论区分。

[译4] 「情动公众」用于讨论数字媒介中由共享情感强度连接起来的公众。可参照传播学研究者兹兹·帕帕克瑞斯(Zizi Papacharissi)关于社交媒体、叙事与公众情感联结的研究;其研究也讨论社会运动,故该概念并不天然专属于右翼或威权政治。

[译5] 「后数字法西斯主义」是麦克拉伦在本访谈中使用的表述。依第三部分的解释,它指数字基础设施、算法、监控与情动动员参与塑造意识的当代支配形式。「后数字」在这里不能理解为数字技术已经消失。

[译6] 「教授监视名单」是美国转折点组织的项目。该组织自述其目标是记录和曝光被其认为歧视保守派学生、在课堂传播左翼观念的教授。

[译7] 美国联邦调查局2025年9月10日的通报确认了柯克当日在犹他谷大学(Utah Valley University)遭枪击身亡的事件。正文「不久前」是原文 recently 的相对时间表达。

[译8]political economy 既可指政治经济学,也可指政治与经济相互构成的关系或结构。本段随即列举经济矛盾、结构性不安全感与不平等社会关系,因此按后一义译为「政治经济关系」。前言用 brought political economy into conversation with affect 描述分析领域之间的对话,仍保留「政治经济学」。「中介」强调情感叙事使结构关系以文化怨怼等形式被体验和组织,而非情感可以脱离物质关系独立运作。

[译9] 「认识方式灭绝」强调整套知识及认识方式遭到抹除;「教育灭绝」强调教育机构、知识生活与学习条件的破坏。前者可参照博阿文图拉·德·索萨·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有关认知不正义的研究。后者也见于联合国专家2024年4月18日关于加沙教育体系的声明。两者在本文中有不同对象,不能都笼统译成「反智」。

[译10] 弗莱雷是巴西教育思想家。「意识觉醒」对应葡萄牙语 conscientização;英文原文以 critical consciousness 作解释。弗莱雷强调这一过程与对现实关系的批判性认识及社会实践相联系。

[译11] 「监视资本主义」在这里关注把人的经验转化为数据并用于商业获利的经济机制,不只指国家监控。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将这一机制描述为提取私人经验、转化为行为数据并生产可交易的行为预测。

麦克拉伦简介(译者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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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劳伦斯·麦克拉伦(Peter Lawrence McLaren,1948—),加拿大裔教育理论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革命性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物。早年从事学校民族志研究,受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法兰克福学派与文化研究传统影响,考察学校如何通过日常纪律、课程知识及文化实践再生产社会不平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逐渐与后现代左翼的文化政治路径拉开距离,转向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强调教育中的种族、性别及文化压迫必须联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加以理解。在麦克拉伦看来,批判教育学不能止步于培养具有反思能力的公民,还须追问教育如何参与阶级斗争,以及怎样通过集体实践推动社会关系的变革。其代表作包括《校园生活:批判教育学导论》(Life in Schools, 1989)、《革命性多元文化主义》(Revolutionary Multiculturalism, 1997)、《切·格瓦拉、保罗·弗莱雷与革命教育学》(Che Guevara, Paulo Freire, and the Pedagogy of Revolution, 2000)及《反叛教育学:从复活到革命》(Pedagogy of Insurrection: From Resurrection to Revolution, 2015)。

麦克拉伦在中文世界的传播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台湾教育学界。1999年,彭秉权翻译的《批判教育学》发表于《通识教育季刊》,2003年,萧昭君、陈巨擘翻译的《校园生活:批判教育学导论》由巨流图书出版。此后,张盈堃等人将其理论引入台湾教育改革、课程政治和教师专业的讨论。台湾学界较早注意到其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转向,蔡幸芬2012年的博士论文《Peter McLaren的批判教育学之转向——重回马克思主义》,已经系统讨论了麦克拉伦如何由后现代文化批判转向阶级分析,并将这一转变与教育商品化问题联系起来。

在中国大陆,麦克拉伦的接受经历了从理论译介到直接学术合作的转变。2009年,《东北师大学报》发表《革命的批判教育学:教师教育项目的解毒剂》,此后于伟、王雁、魏凤云等学者逐步形成了较为集中的研究。2015年,麦克拉伦受聘为东北师范大学讲席教授,并担任该校批判教育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直接参与中国的批判教育学研究与教学交流。同年,《外国教育研究》发表其访谈《学者对于正义的追寻》。2020年,他与王雁合作发表《批判教育学面临的挑战及其可能的未来》,明确重申社会主义对于批判教育学的规范意义与实践目标。魏凤云2023年出版的《学校生活忧思:麦克拉伦批判教育学思想解读》,则利用作者访谈、未刊手稿等材料,对其学术生涯和理论演变进行了专门研究。

麦克拉伦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很早便受到中国研究者关注,相关研究也已涉及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但这些讨论主要留在教育学的学科范围内。他与英国教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对后现代左翼退却于阶级分析的批评,以及关于革命主体与政治实践的论述,尚未充分进入中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劳动研究的视野。近年来,他又将解放神学、生态社会主义及后数字技术纳入自己的研究,进一步扩展了批判教育学的政治问题域。对中文思想界而言,麦克拉伦仍有待被重新阅读的部分,尤其是他对一个长期问题的追问:当教育本身深嵌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中,批判意识究竟需要经过怎样的集体实践,才能成为改变社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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